文      尹宗国
    秦末汉初，英雄辈出，是不缺人才的。但能出将入相，而且善始善终者，似乎唯有曹参。曹参为相以“不治事”闻名，却被誉为“贤相”、“名相”，应该是有独到之处吧。
    史载：曹参为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后来汉高祖定元功位次时。群臣皆推曹参为第一，认为他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只因鄂千秋的反对，结果萧何居首，曹参第二，导致两人有了隔阂。但萧何临终时，推荐曹参为相。而曹参听说萧何病死，告诉仆人赶快收拾行李。说：“我将进京为相。”没过多久，朝庭使者果然召曹参进京。此事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也足见他的知人察事之能吧。
    曹参接任相国以后，选来木讷的厚重长者为丞相史。对那些言语文辞上苛刻深求，想一味追求声誉的人，都赶走了。他日夜饮酒，举事无所变更，皆遵萧何时的条文。卿大夫见曹参不理政务，都想来劝谏他。凡是来者，曹参便饮以醇酒。喝完，还想说话，又给好酒，直到大醉而去，终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曹参见别人有小过失，就掩饰遮盖，因而大家都相安无事。
    曹参的儿子曹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他欺自己年少，便对曹窋说：“你回去，这样问你父亲：高帝刚刚弃群臣而去，皇上年轻，您身为丞相，每日饮酒，不理政务，是怎么忧虑天下事的？你不要说是我教你这样说的。”
    曹窋回家，按惠帝所教问了，曹参怒而打了儿子二百鞭，说：“天下大事，不是你所应当议论的。”曹参上朝时，惠帝责怪他说：“你为什么打儿子，是我让他劝你的。”曹参赶快叩头说：“陛下自己看与高帝相比谁更高明？”惠帝说：“我哪里能跟高帝相比。”曹参又说：“陛下看我与萧何相比哪个更有能力？”惠帝说：“好像君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对！高帝与萧何定天下，一切法令已制定严明。如今陛下只要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我等恪守职责，遵循他们制定的规矩，不要有什么过失，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说：“你说的对。”从这些记载来看，曹参至少有两点值得学习：于己有“自知之明”，于人能“难得糊涂”。
    那么，为什么曹参“不治事”呢？只因当时大乱初定，不能再生事扰民。“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在个人方面是有“自知之明”，在国家方面是保证了政策的持续性，使人民能更好地休养生息。
    曹参的用人之道，似乎是遵循道家“守拙”、“尚愚” 的原则，并非压制创新精神，实因当时情形，百姓实在经不起干扰了，所以，只要“尽心守职，遵而勿失”就好。同时，他注重团结，崇尚“宽容”。“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相国府里因而总能相安无事。
    当初，曹参离开齐国返回朝廷之际，特别叮嘱后任丞相：“我现在把齐国的刑狱和市场托付给你，请你千万不要多加干涉。”后任丞相问：“治国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要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刑狱和市场是包罗万象之所，藏污纳垢之地，善恶在这里兼容并存。最好任其自然，不妨网开一面。如果干涉过多，管理过严，那么坏人到哪里存身呢？既然坏人无处存身，那他们岂不是要出来兴风作浪，国家岂不危险？所以我把这件事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曹参的为人之道，即“不可逼人上绝路”；二是曹参的为相之道，即“料敌机先，未雨绸缪”。两者都是道家精神的体现。
    开拓创新是一种策略，守而勿失也是一种策略，如何选择才对呢？应当视现实情况而定吧。据《史记》载：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盖棺论定，曹参没错。
    “一朝天子一朝臣”，很多人为显示自己高明，有意同前任对着干，结果往往不理想。而曹参的“不治事”，实际上是以“无为”来实现有为，对为政者是种另类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