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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元时期对全真教的四次打压及两次加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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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元时期对全真教的四次打压及两次加封
南信云
公元1220年（金兴定四年），全真教领袖丘处机以74岁高龄，远赴西域昆都斯（今阿富汗）觐见蒙古帝国大汗成吉思汗。丘处机一言止杀的举动感化了成吉思汗，被成吉思汗封为大宗师，掌管天下所有出家人，并把道教列为国教。由于与成吉思汗的这种特殊亲密关系，全真教在蒙古帝国中的势力一直很大。蒙古帝国后期至元朝，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元朝统治者面对的不再是北方地区，而是长江以南的南宋王朝和的西藏吐蕃的广大区域，在这两个区域内，道教的势力微乎其微，而佛教的势力却异常强大。另外，由于全真教在北方地区的迅猛扩张和发展，破坏了国内宗教的平衡，波及到社会的稳定，甚至影响到皇权的统治，因此元朝统治者尊崇道教的宗教政策发生转变。为了全面遏制全真教的发展，元朝统治者连续几次对全真教实施打压，发展到最高峰时，甚至焚毁了道教的全部经典。这就是道教历史上著名的“至元焚经之祸”。被打压后的全真教在以后的近五十年里，一直处于低谷状态。元代统治者在达到遏制全真教发展的目的之后，又曾两次颁布圣旨，加封全真教五祖为“帝王”，以示抚慰。元朝后期，在上阳子陈致虚的努力下，南北两宗合二为一，同归全真教麾下，使得全真道更加壮大。
一 全真教在蒙古帝国及元朝初期的迅猛发展
1，全真教得到蒙古帝国皇室的庇护
成吉思汗很早就对他的继承者们说过：“来去从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已。（注1）”蒙元统治者早就意识到，占领中国，不能够以武力征服，要让亿万百姓“心服”，而宗教是征服人心的重要武器。因此，对于丘处机的来访，成吉思汗给予极高的礼遇。成吉思汗做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主动召见丘处机有两个目的，第一，通过丘处机，将全真教这支具有一定政治势力的道教组织拉到蒙古一边来；第二，优礼丘处机，联合了全真教，抬高了道教，既有助于改善蒙古人的形象，又能利用丘处机消弭中原人民的反抗，巩固蒙古帝国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注2）”成吉思汗虽未得“长生之药”，但“深契其言”，从而对全真教及丘处机有了新的认识。
元太祖成吉思汗与全真道教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结为挚友，尊其为长春真人，称其为“老神仙”，不仅勅建燕京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赐予丘处机，还赋予丘处机管理诸教（所有宗教）的权力。1224年，成吉思汗在给丘处机的信中说：“我前时有圣旨来，教尔天下应有的出家人，都管着好，好的歹的，丘神仙你便理会，只你识者，奉到此。（注3）”同时还下旨，免去全真教的全部赋税劳役。在成吉思汗的庇护下，很短的时间里，全真教就成为了北方最显赫的教派，道门兴旺，门徒众多，声势浩大。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后（丘处机同年仙逝），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1186年—1241年）继承大汗位（皇帝位），称元太宗，共执政十三年。太宗死后，太宗皇后——乃马真皇后执政五年（1242—1246年）。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贵由，是窝阔台汗的长子，称元定宗，执政三年（1246—1248年）。定宗死后，其皇后海迷失执政三年（1248—1251年）。在这段时间里，蒙古帝国沿袭成吉思汗旧制，依旧尊崇全真教。并多次向中原地区的道观颁发护持旨意，赐给有名道士以荣誉称号（注4）。太宗皇后乃马真后执政期间，还刊行《玄都宝藏》七千八百多卷，尽括天下道教经典入内。由于蒙古帝国统治者对全真教的优礼，许多蒙古贵族与北方汉族军阀亦对全真教大加尊奉。全真教由于得到蒙元最高统治者的扶持，一时大兴于中原北方乃至漠北和西域地区，声势远在其他宗教之上，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其他宗教的不满。
2，全真教迅猛的扩张发展
蒙古帝国的大军与金国开战，战场就是是中原地区的北方。两国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罹俘戮，无所逃命”。活下来的人又被蒙古贵族虏为“驱口”（奴隶）。在此情况下，原本活动于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把斗争的矛头由反抗金朝统治者而转向蒙古帝国的军队，致使蒙古帝国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极不稳固。受到成吉思汗优礼恩宠的丘处机回到中原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广发全真教度牒，以解救民众。“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馀，由是为人奴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注5）”当时中国北方的地区的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农村的知识分子，面对外族的入侵和统治，既忍辱不甘，又无力反抗，所以有很多人自愿投奔道教，寻找安慰寄托。全真教在很短时间内“声威大振，门徒日增”，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时人评说：“在金之季，中原板荡，南宋孱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而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世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靖安东华，以待明主，而为天下式。（注6）”丘处机利用全真教的特殊优势，在中原地区大规模的散发全真教“度牒”，解救了无数的百姓，这种释奴为良的措施，不仅使许多人免于杀戮或当奴隶，更重要的是以此弭止了北方人民的反抗，对缓和民族矛盾，巩固蒙古帝国在华北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1224年邱处机返抵燕京，被成吉思汗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即今日北京白云观）。邱处机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扩张和发展工作。实际上，他早在西觐东归的途中，即大约在1223年五、六月间，夜宿盖里泊（抚州之丰利县境内）时，就告诫其随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注7）”丘处机那时就将广收信徒，广建宫观，发展壮大全真教的战略任务给弟子们布置下去了。在丘处机进驻燕京后，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全真道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间的前后三十余年里，到底建了多少宫观，收了多少门徒，现已难于详考。仅就元代《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和《元一统志》所记之宫观作粗略统计，燕京及其附近地区即有道教宫观百余所，皆属邱处机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所建。其次，在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等地区，李志柔及其弟子先后在河北的大名、磁州等地“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处），化度道流称是”；刘志源也在大名府一路“建宫立观，亦二十余所”，“度门弟子三千余人”；赵志源也在河北“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李志远则在河南卫州等地建立庵观数十座；张志渊在山东“主东平郓城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庵观称是”；潘德冲在山西芮城县建了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的纯阳万寿宫，俗称永乐宫；宋德方利用在山西平阳编纂《道藏》的机会，“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凡四十余区（处）”；薛知微也“度门弟子数百人”，“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之间；在陕西、甘肃地区，于志道根据邱处机的安排，长期活动于陕西的陇县、凤翔一带，“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俱立观院于凤翔、汧、陇之间”；綦志远在李志常掌教期间，提点陕西教事，曾“度门弟子数百人，建立宫观二十余所”；冯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后的庚子年（1240年），随尹志平去陕西改葬王重阳的路途中，“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在这一时期，全真道以燕京地区为中心，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各地都在大规模的修建宫观；全真教的三大祖庭，即山西永乐宫、陕西重阳万寿宫、北京的长春宫，都创建于此段时间。同时，在这一段时期内，全真教教徒也已经迅速发展到大约三十余万人（注8）。
丘处机仙逝后，继任的是其弟子尹志平，他在元太宗窝阔台大汗的支持下，继续弘教，广建宫观，广收信徒，使全真教向鼎盛期的颠峰迈进。继尹志平之后，丘处机的另一个弟子李志常于1238年掌教，也受到元太宗窝阔台大汗的赏识，封其为“玄门正派演教真常真人”，并对其大建全真教宫观给予支持，曾拨巨资用于陕西重阳宫的修建。1238年“夏四月赴阙，以教门事条奏，首及终南山灵虚观系重阳祖师炼真开化之地，得者，赐重阳宫号，命大为营建”（注9）。除新建宫观外，还修整恢复了大量的废旧宫观“其馀宫观修废补弊，不可殚纪（注10）”。全真教在尹志平、李志常掌教间发展到鼎盛的颠峰。
在蒙元帝国前期，其他宗教道派虽然也受到朝廷的尊礼，但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发展，例如，真大教、太一教、正一教等仍旧维持宋金未亡以前的规模，远没有全真教发展之迅猛和繁盛。
3， 少数全真道徒的过激行为
自全真教进入燕京，直至元宪宗六年（1256年）掌教李志常逝世，历经三十多年，全真教达到了它发展史上的顶峰时期，形成了“十分天下，全真道徒占其二”的浩瀚声势。史书记载当时的全真教“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注11）”。由于蒙古帝国统治者的信赖，以及对全真教的大力扶持，则有了“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注12）”的盛况。全真教不需交纳国家的税赋劳役，这是成吉思汗当年曾发过圣旨旨意，当时只不过是为表示对全真教的尊崇，始料未及的是——诏旨一经颁布，四海皆知。于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大量寺庙改为道观，无数的僧人蓄发改行做了道士，甚至有的地方的孔庙也改建成了道观。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信仰的动摇，一切只是为了逃避国家的税赋及劳役。
由于蒙古帝国统治者给予的这些特权和荣誉，使全真教在政治资本和宗教势力上变得雄厚而强大，在华北一带得到迅猛的扩张和发展。但是，少数基层教徒凭藉成吉思汗的玺书，在燕蓟晋北地区横豪势威，凌虐其他教派，骄横跋扈、有恃无恐。史书记载：“道徒王伯平趋从数十骑，悬牌出入，驰跃诸州，便欲通管僧尼。（注13）”明代历史学家王世贞对此有过真实的描述：“丘长春其徒不能尽贤。往往侵占寺刹以为宫观，或改塑三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释迦居右，或皆侍立。（注14）”全国各地的全真教徒多有欺压僧尼，强占佛教庙产的事情发生，由此而引发的冲突事件也屡见不鲜。
4，国内形势发生变化，蒙元统治者开始倚重佛教
蒙元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由尊崇道教改为倚重佛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其内部因“宫廷政变”发生了改变，其次是整个国内的大形势发生了变化。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元定宗贵由（元太宗窝阔台长子，窝阔台为元太祖成吉思汗第三子）死后，其妻海迷失皇后抱幼子失烈门登基称帝。元太祖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长子蒙哥杀死了贵由的幼子失烈门，自立为大汗，夺取了蒙古帝国最高统治权。其后，蒙哥战死于四川钓鱼城，其弟忽必烈又自立为汗，就是后来的元世宗皇帝。
在蒙哥夺取汗位之后，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后裔们不服，不承认蒙哥及忽必烈的汗位，屡次起兵反抗，暴乱于西北地区。由于窝阔台一系始终尊崇全真教，所以蒙哥、忽必烈将全真教视为窝阔台一系的同党，倍加猜忌，怀疑全真教有“张角斗米之变”，将全真教视为“异己”，这是元世宗忽必烈敌视全真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忽必烈前后执政十三年（中统五年 1260—1264年，至元八年1264—1271年），在此期间，多次展开对全真教的打压活动。
成吉思汗在位时一直奉行的是宗教自由政策，因此蒙元帝国境内不但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甚至还有犹太教、摩尼教。全真教独尊，势必会惹得其它教派羡慕嫉妒恨，丘处机在世时尚镇得住，等他羽化登仙后，尹志平、李志常等不知收敛，借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大肆宣扬“老子西行”，“老子化胡”观点，以丘处机西行比喻为“老子西行”，以“老子化胡”之说比喻丘处机劝感成吉思汗。李道谦（1219—1296年）在癸未年成吉思汗圣旨碑后的题记中更是直截了当的宣称“西域化胡归顺，回至燕京，皇帝感劳，即赐金虎符牌曰：真人到处如朕亲临……”，全真教的弟子门徒这种如此不谙轻重的荒唐做法，导致全真教成为众矢之的。
蒙元朝廷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于宗教的利用角度主要集中在取得强大的宗教势力的支持，从而有利于完成全国统一。藏传佛教是西藏吐蕃地区的宗教，为征服和统一西藏，必须要争取到佛教徒的支持。元世祖忽必烈能够顺利完成了西藏的统一，是其宗教政策的成功，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领袖萨班和八思巴伯侄两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蒙古帝国将西藏吐蕃纳入中央政权后，藏传佛教逐渐得宠于蒙古统治者，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
随着忽必烈的掌权及元朝帝国的建立，对于宗教的利用角度已转向如何巩固这个政权，并使其长久而安定地统治下去。元朝统治者平衡各派宗教的关系，要求各教利用自己的权威使信徒顺从蒙古的统治，要求各教利用自己的宗教仪式来为元朝统治阶级“告天祝寿，诵经祈福”。其宗教政策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向抬高佛教方面侧重。
二 蒙古帝国皇室举行的三次辩论会
公元1260年夏季，忽必烈继承汗位（皇帝位）於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建元（年号）中統，开创了大蒙古帝国历史的新時期。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国的全真教徒集会，安葬祖师王重阳，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道徒集会，向蒙元政府展示了全真教浩大的声势，引起了蒙元帝国皇室的高度警惕。在此期间，又有两篇颇有影响的全真道碑文问世，它明显地把全真道的历史地位提拔到一個新的高度。这就是宋子貞所作的《順德府通真观碑》(简称《通真观碑》)及稍后李鼎所作的《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简称《宗圣宫記》)。物极必反，全真道徒会葬王重阳时浩大声势和这两篇碑文，引起了蒙元帝国统治者的极度不安。当忽必烈看到了全真教的庞大势力以及如此迅猛发展的势头，非常担心，就想借助本民族的佛教（喇嘛教）和国内佛教的势力，共同对全真教实施打压，以遏制全真道教的迅猛发展。
由于国内整体的格局，大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也使全真教同其他宗教间的社会地位产生了剧烈变化。由于一些基层的宗教信徒不能适应，不能接受这种变化，致使民间的宗教冲突屡屡发生，甚至出现流血事件。于是，蒙元统治者就借全真道士侵占僧人庙产的偶然事件为理由，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连续三次组织辩论会，最后终于掀起一场震惊全国的“焚经毁道”的事件。此时，丘处机已仙逝，其弟子尹志平接掌全真教掌教之职，为了纪念师尊，尹志平便在白云观内的处顺堂（丘处机羽化处，即今日丘祖殿）彩绘了壁画《西游记》，名为“丘祖西游”，暗喻“老子西行”；名为“劝化成吉思汗”，暗喻“化胡”即“丘处机西行点化胡人”，胡人暗喻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人。这幅壁画其实就是以丘处机西行事迹的“化胡图”。此事有人告发后，尹志平被官府抓捕入狱。领长春宫事（即白云观监院）的李志常挺身而出，代替尹志平承认罪过，入狱坐牢。可能考虑到丘处机尸骨未寒，蒙元统治者尚有所顾忌，因此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图24）
元初“御前辩论”事件发生最初的争端，起于全真教根据西晋时期楼观道士王浮所撰的《老子化胡经》（即“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而绘制的《老子八十一化图》。当得知元世祖忽必烈在西藏皈依并受戒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并向其问道求法的消息后，全真道掌教李志常认为，这是对全真教的歧视。因此李志常于元宪宗五年（公元1254年）“先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作文城观，砸毁释尊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等”，又“镂版到传布《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化图》，以轻蔑佛教。”他认为，欲在两教相争中取胜，“宜先上播朝廷，馀者自然草靡。乃使金坡王先生、道人温的汗广齎其本、遍散朝廷过臣。（注15）”李志常（1193—1256年）为丘处机弟子，继丘处机、尹志平之后掌管全真教，声势显赫，在任期间，纵容道徒在各地强占佛寺、山林、水土等，据史料记载达482处。并将《老子化胡经》及新制作的《老君八十一化图》等雕板印刷，在朝廷、政府与民间大量发行，甚至发行到寺院，这一举动，引发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
1，第一次御前辩论
元宪宗五年（乙卯 1255年）曹洞宗僧人、少林寺长老福裕和尚此时正在漠北（内蒙）的和林修建寺庙（注16），因见到《老子化胡经》和《老君八十一化图》大量印刷发行，“因见其本谤讪佛门，使学士安藏（字国宝，畏吾人）呈献阿里不哥大王，诉其伪妄。大王披图验理，阅实甚虚。乃奏天子，备陈诈冒，破灭佛法，败伤风化。（注17）”福裕见到《老子八十一化图》，认为该图“谤讪佛门”， 为斥其伪妄，便通过大学士安藏联络到蒙古贵族阿里布哥大王（成吉思汗之孙），并取得其支持。阿里布哥大王奏请元宪宗蒙哥皇帝“备陈诈冒”后（注18），受元宪宗的委托，阿里布哥大王召集少林寺长老福裕及当时的全真道掌教大宗师李志常等人在御前进行辩论。当时在中国的欧洲人鲁不鲁乞也记载了此事（注19）。
元宪宗蒙哥皇帝接到阿里不哥大王的报告以后，因“不详真伪”故“召李志常及福裕等当面问讯”，“对面穷考，按图征诘”。 蒙哥皇帝委托阿里不哥大王在漠北的哈刺和林主持了这场御前宗教辩论会。蒙哥皇帝与丞相、皇族贵戚、朝廷大臣等人旁听，辩论题目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在这次辩论会，福裕事先联合了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几大宗教，联合对全真道进行发难。辩论的结果，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驳倒了全真道掌教李志常。据史料记载，当时李志常推说雕印《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自己并不知情，皆是“下面歹人做来”。对于各地强占寺院土地之事，也表示愿意退还。最后，福裕向蒙哥皇帝提出：“此《化胡》、《图》本是伪造，若不烧板，难塞邪源。”蒙哥皇帝本来早已信奉佛教，立即表示：“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经，还佛寺七十三所。（注20）”蒙哥皇帝当场判定焚毁部分《老子八十一化图》的木刻板，归还侵占的庙产。由于在执行返还的过程中遭到道教徒的抵制抗拒，不肯交还庙产，佛教徒再次上告，至使佛道两家论争再次展开。
2，第二次御前辩论
元宪宗六年（1256年）的第二次御前辩论，同样在漠北的哈刺和林举行，辩论题目仍然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蒙哥大汗对于这次佛道辩论非常重视，特地专门委派了其四弟亲王忽必烈（以后的元世祖）主持辩论会。在这次辩论会上，李志常因准备不足，加上本来理屈，只知一味推脱责任。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又一次驳倒了李志常。蒙哥皇帝在会议总结发言时，明显抬高了佛教在诸宗教中的地位，他说，诸教派中，“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迭屑人（指基督徒）（注21）奉弥失诃，言得生灭；达失蛮（指伊斯兰教）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于佛齐。帝时举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馀皆如指。（注22）”蒙哥大汗的意思是，佛教如手掌，其他宗教如手指，无论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出自于佛教。“譬如五指，皆从掌出”。 最终蒙哥皇帝判定焚毁其余《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等经书和制图的全部木刻图版，并命令道教归还所侵占的佛教寺庙37座以示惩戒。全真教的各地道徒拒不执行裁决，一所寺院也没有归还。而李志常面对两次御前辩论的失败，也在忧郁恐惧之下一病不起，于第二年去世。
这两次在和林的御前辩论，均是以佛道双方领袖一对一辩论的形式展开的。辩论会是在蒙元皇帝的暗中操纵下进行的，实际上是一场针对全真教有贬低倾向性的辩论会。在蒙元皇帝明显偏袒一方的情况下，全真教的失败在预料之中。迫于当时的压力，全真教只能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服与反抗，并且不得不在财产、经文及庙产等方面，做出让步。但是，由于在执行的过程中，遭到全真教徒的层层抵制或抗拒，不肯交还地产庙产，佛教徒则连年上告控诉，至使两家的论争又一次全面展开。
3，第三次御前辩论
两年后，元宪宗八年（戊午 1258年）的第三次大辩论，原因还是由于全真教道徒迟迟不肯归还庙产，佛教徒不断上告。蒙哥皇帝再次委托忽必烈亲王邀请各地著名僧、道长老，也包括儒者在内的所谓“九流名士”，到上都和林开平府的大安阁举行了一场规模空间的大辩论。忽必烈奉旨在开平城（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约20公里处）主持这次辩论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宗教辩论会。这次会议，对各个教派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辩论会规模宏大，共有包括蒙哥皇帝在内的八百多人参加。其中，佛教僧侣达到三百多人，道士二百多人，朝廷大臣及达官显贵和儒士也有二百多人；担当“证义”（证人，裁判）的为当朝丞相。作为统领国内佛教的帝师，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元朝的国师，克什米尔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领也参加了辩论大会。辩论会上各抒己见，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争鸣，轰动了朝野。尤其是当时年仅23岁的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两人则在辩论会上有出色的表现。
佛教方面出席的有：以元朝的那摩国师为首，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即新疆维吾尔族的藏传佛教僧人）、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三百余人参加。
面对这次辩论，道教已无退路。更严重的是，此时在蒙古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定地位的全真道掌教大宗师李志常已经去世，无奈之下，全真教精英尽出。以刚继任的全真道掌教张志敬为首、蛮子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名道众参加辩论。
忽必烈手下的大臣、高官及谋士有：尚书姚枢、丞相蒙速速、没鲁花赤、张仲谦、大学士王磐、儒士窦默、廉希宪等二百多人“共为证义” （注23），这些人被聘为裁判及公证人。
辩论会由忽必烈亲自主持，辩论的题目仍然是《老君八十一化图》和《老子化胡经》真伪。辩论会规定：双方各派十七人参加辩论。如果道教获胜，十七名佛教徒要蓄发为道；相反，如果佛教获胜，十七名道士则要剃发为僧。
辩论的双方先从理论入手。年仅23岁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在辩论中思路清晰、语言激烈、步步紧逼，道教方面逐渐不支。据史书记载，道士们当时或以“无答”、或以“不曾闻得”、或以“不敢持论”等语言回应。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道士们只有不停地翻找经书，引经据典，仓促应答。可惜忙中出错，最后居然引证到了儒家经典之作《史记》上来了。
八思巴问：“汝《史记》中有化胡之说否？”
道士答：“没有。”
八思巴又问：“你们那位李耳先生所写的经书是叫什么？”
道士答：“《道德经》。”
八思巴接着问：“除了《道德经》之外，李耳先生还写了什么别的经书没有呢？”
道士答：“没有。”
八思巴紧接着追问：“《道德经》中，老子有提到过半点有关自己化胡的事情吗？”
道士答：“没有……。”
八思巴：“最有权威的历史书籍《史记》中，没有说过化胡这么一回事；你们李老君自己写的书里面，也是连个影子都没有提。——其为伪妄明矣！”
据史书中记载，辩论到了这里，“道者辞屈”，道士无言以对。总裁判元朝尚书姚枢站起身来，当众宣布：“道者负矣！”并宣布，辩论至此，“《老子化胡经》真伪明矣”。
辩论结果即出，皇帝下令，将出面辩论的樊志应等十七名道士带到龙光寺削发为僧并押送出燕京；将他们道冠、道服挂在长竿之上，让远近民众知晓；下令当众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它四十五部经书的木刻经板（印制经书的木刻版）及《老君八十一化图》等雕板，皆令烧毁；相关碑刻和塑画之像，予以清除；又命道教将所强占的寺院、山林、土地四百八十二处，皆归还佛教。据史料载，福裕和尚提议，为表示佛教方面的忍让，仅将四百八十多处寺院、山林、土地中的二百零二处收回，其他皆让给道教方面（注24）。皇帝又下旨，命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将几次的佛道冲突和辩论会作详细记录，并编撰成集。 祥迈于元世祖二十八年（1291年）奉旨编撰《辩伪录》一书留世。
老子化胡的故事最初起于东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曾载有老子西行的传说。关于老子西出函关而“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只是一种传闻，就连司马迁本人也无从证实。西晋惠帝朝（290～306年）末年，楼观派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辩论二教邪正后，遂撮合历史上的老子化胡说，加上自己的想象、引申和发挥，创作了《老子化胡经》，最初的目的，就是想以此证明道在佛先，道教地位应在佛教之上。蒙哥汗时期的三次佛道辩论，均重点关注《老子化胡经》的真伪问题。其实，远在一千年前的唐朝时期就已经对其真伪有过定论，唐神龙六年（705年）就已经明确将其定性为伪经。所以，围绕这一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借题发挥。
（图25）
有独无偶，在历史上，佛教同样也会编造一些经文，用以诋毁道教。同道教的“老子化胡说”一样，佛教经文中这些矛盾的说法也出于不同时期的“伪经”。北周时期道安的《二教论》曾明确提出，佛祖曾派遣三位弟子到“震旦”实施“教化”，震旦就是东方的中国，这三位弟子为孔子、颜回和老子。三位中国的古贤圣人，却变成了佛陀的弟子，这就是佛教中著名的“三圣东行说”。他引用的经文是《清静法行经》：“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注24）”
《老子化胡经》 自南北朝以来，便成为佛道二教的一大公案,每当佛道关系紧张之时，《老子化胡经》 便成为争论的焦点，双方围绕此书的真伪，辩论了近一千年。从唐高宗时起，佛教方面就请求禁毁《老子化胡经》，但是当时焚毁令不严，《老子化胡经》照样流传。这一次元朝皇帝将《老子化胡经》彻底焚毁，从此后该经亡佚，在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中皆无存录。今天的《老子化胡经》只保存有两卷，是由法国学者伯希和（ P. Pelliot）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注25）。
几次辩论的失利，全真教也有它自身的原因。佛道两家的修炼风格不同，辨经是佛教的传统，佛教向来喜爱辩论。当年唐朝僧人陈玄奘到达印度后，就曾经与一千多名印度佛教徒争辩七天而最后取胜。佛教禅宗从六祖起，辨经之风大盛，什么刁钻古怪的论辩题目都有，历练出了无数的辩论高手。而道教却正相反，一贯反对言词鼓惑，主张少言静思，埋头修炼，面对面的辩论能力怎能与佛教相比？其二，在当时汉族人的眼里，所有的外国人统称为“胡人”，就如同现在，统统称为“老外”。元朝统治者不就是中原人眼中的“胡人”吗？这个敏感的辩论题目本身就不利于道教。其三，《老子化胡经》本身就是伪经，这在唐朝时就已经有定论，况且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虚构的，道教徒非常认真古板的拿这件虚构的事情当成真事去辩论，岂不是自取其辱吗？蒙哥皇帝、忽必烈虔信佛教，在辩论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道教所持的《八十一化图》、《化胡经》又破绽明显，漏洞百出，辩论失败是在意料之中的。
三 元朝统治者对全真教进行的第四次打压
1，流血冲突成为“导火索”
元朝统治者利用宗教政策，拉拢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完成了对西藏吐蕃的统一。正当元世祖忽必烈积极调动和组织军队，准备渡过长江伐灭南宋王朝进而统一全国之时，燕京长春宫道士何巨川不识时务，竟然上书朝廷，历陈讨伐南宋王朝的种种弊端，极力劝阻忽必烈，不要渡过长江，要维持隔江对峙的现有局面。这一建议使忽必烈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虽然个别道士的建议并不能代表整个全真教，但是面对在北方地区蓬勃发展壮大的全真教，和已经打乱了的宗教间的平衡，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是忽必烈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元大都（现北京）长春宫与崇福寺之间的流血冲突，成为对全真教再次全面打压的导火索。至元十七年（1280年），道士甘志泉所主持的道观，本属于佛教庙产，按照朝廷的规定，应该交还，但是他拒不执行。在双方的交涉接触中，发生了冲突。当时的僧官广渊，参与并充当了这次冲突的佛教方指挥。道士甘志泉便勾结长春宫道士王志真，把自家廪舍点火烧毁，声言是广渊使人烧的，诬告广渊。这件事情一直闹至中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审理，终于查出阴谋的真相。甘志泉、王志真被判斩杀，其他参与的约十八人均按照刑律，皆处以劓、刖、发配等罪（注26）。
2，无中生有的“发难”
至元十八年（1281年），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将南宋朝廷灭亡，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元朝都功德使司（一个专管佛事、印刷佛经的纯宗教事务机构）有一官员上奏，说道教经典中都是剽窃佛经的伪作。这本是无中生有的无稽之谈，但是元世祖忽必烈抓住这一机会，借口以道教的经典中有“伪经”，要清除“伪经”为理由，再一次发起了对全真教的全面打压。
忽必烈以评判《道藏》中的“伪经”为理由，要对道教经典进行“评判”。然而，这次评判不再以汉地的佛教僧侣为主导，取而代之以藏传佛教的番僧和政府官员做为认证主导。他命令大臣孛罗、张文谦等朝廷官员及僧录司、诸位番僧国师为主裁判。道教方面除了全真道掌教张志诚之外，又点名加入了真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及江南龙虎宗等诸派道士等，共同在在长春宫中的无极殿里查验、分辨、考证与评判《道藏》中经典的真伪。在决策已经确定的前提下，真伪胜负同样也早已确定，评判的结果可想而知，仍以道教的惨败而告终。
政府官员宣布，在《道藏》中，只有《道经》与《德经》两篇是真正老子所著，其余经典都是伪造和假说，全部是“伪经”。于是奉旨：“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馀伪经版本、化图尽行烧毁，如有从佛者，削发为僧，不为僧者听其为民。”元世祖忽必烈遂下令收缴各类道教经典的木刻经版，在燕京的悯忠寺（即今日北京的法源寺）筑建焚经台，当众焚毁。甚至将先前蒙古帝国乃马真皇后称帝时所刊行的《大元玄都宝藏》七千八百余卷的木刻经板也全部焚毁。又命令全国各地的大佛寺均筑焚经台，由官府和佛教僧人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道教经典和木刻印板进行销毁。同时，又严令全真教退还一批佛教寺院（注27），大批的道士，或遣散回家，或自愿削发为僧，给全真教造成空前浩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至元焚经之祸”，也是中国历史上道教遭受的最大法难。整个事件的详细经过，由元代大学士王磐撰写《圣旨焚毁诸路伪道经碑》碑文，并刻碑为证。焚经之后，元朝统治集团公开改变了之前的宗教政策，由崇道变为佞佛。对于“焚经之祸”，现代学者认为：“从这一最终结果看，佛道之间的矛盾似乎也不在于经典和教义的冲突，蒙元政府最后处置的结果，根本不是一种公平的仲裁，更像是一种宗教迫害。（注28）”
道教典籍经过“至元焚经之祸”之后，变得残缺不全了，可以说，除老子《道德经》等少量经籍外，《道藏》几乎全版禁毁。从《道藏》的编纂历史可以看出这次“焚经之祸”的损失之巨大。唐代《开元道藏》5700卷；宋代《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政和万寿道藏》5481卷；金代《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元代《大元玄都道藏》7800卷；经过“焚经之祸”之后，明代的《正统道藏》，只有5305卷。尽管明代的《正统道藏》编纂时，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全国进行搜集、挖掘、整理和补充，收集因“焚经之祸”佚失的大量文献资料，尽最大努力“增其遗佚”，但是仍然较已经焚毁的《大元玄都道藏》减少了2500卷之多，可见“焚经之祸”的损失之巨大和惨重。在元代的《辩伪录》一书中尚保存了忽必烈圣旨中所列禁毁经书的名单，但是也只有经书的名单，这些经典书籍已经全部消失。
“焚经之祸”产生的原由，即非由于佛道的教义之争，亦非因全真道徒侵占了僧人的庙产，表面上是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实际上是蒙元朝统治者为了保护王朝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要平衡国内的各种关系，所以要遏制住全真教迅猛的扩张和发展。由于皇权的参与，使得辩论一开始就已经将胜利的砝码偏向了一方，其实这也是宗教政策调整所表现出来的变化。但对于宗教本身来说，全真教由于屡次失败而遭受到压制和打击，佛教从此占据诸教中最为尊崇的地位。元代早期的全真教本想借助蒙古统治者的支持迅速发展，结果由于自我膨胀，忘乎所以而遭到其他宗教的剧烈反弹，在辩论中遭到失败，结果从此后，教势长期不振。
3，正一派“玄教”的兴盛发展
元朝帝国在打压全真教的同时，江西龙虎山正一派反而在皇室的扶持下迅速崛起。正一派发展的同时还带动道教上清派、茅山诸派也得到很快的发展。正一派及其他诸派的快速发展，接受了全真教扩张发展时期飞将跋扈，忘乎所以的沉痛教训，皆以倡导“三教一致”、“明心见性”为共同的时代特色。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了全国之后，立即在元大都（现北京）召见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1244—1298年）。忽必烈加封张宗演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命其“主领江南道教，赐二品银印，得自给牒度人为道士，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皆属焉。”第二年，张宗演返回江西龙虎山，将弟子张留孙（1248—1321年）留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身边， 命其为元世祖及朝廷效力。
（图26）
张留孙自幼在龙虎山学道，颇有神通，进宫数年，深得皇室信任。自从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敕封张留孙为“玄教宗师”起，就意味着玄教做为道教中一个新的派别的诞生，他本人也就成为了玄教的一代领袖。张留孙在朝廷行走五十余年，一直活跃在政坛上，历仕元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前后五朝，倍受皇家宠遇。其政治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在当时道教诸派首领中是独一无二的。张留孙是元代乃至整个中国道教史上，与皇室关系最密切、最受皇室敬重的极少数道教宗师之一。张留孙对元代全真道教的复兴起过很大作用。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张留孙积极活动，使全真教受压抑的局面得以恢复并重新得到统治者的加封和重视。
玄教，是在蒙元帝国入主中原之后的特别时期所产生的历史产物。作为元朝统治者的政治宗教产物，玄教随着蒙元王朝的建立而建立，也随着蒙元王朝的结束而被历史所淘汰。从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定首都为大都（今北京）开始，直到元朝灭亡，前后不过九十三年，因此说，元朝的历史也就是玄教的历史。元代中后期道教正一派的壮大和发展，不能忽视玄教所发挥的作用。玄教从张留孙开始，吴全节接任，在元代共历过五任掌教，历经近百年。他们深得元朝统治者的信任，积极参与元朝宫廷及政府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政治地位显赫。玄教能获此殊荣，并保持了近百年，并不是偶然的。
吴全节（1269—1346年），字成季。元代著名玄教大宗师。十八岁被选中并征调到京师元大都（现北京）的崇真宫，成为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助手。吴全节为人聪颖达悟，才华横溢，贞静文雅，善识大体，自此后在京都的五十多年里，深得朝野上下敬重。吴全节历经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元泰定帝、元天顺帝、元文宗等前后共八朝。吴全节以道教徒的身份，在皇帝身边参政议政五十余年，历事八朝，德高望重，成为元朝八位皇帝的心腹重臣和政治谋士。在他继任掌教大宗师后的二十五年中，玄教也成为道教中最为显赫的一个派别，对元代道教的复兴和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吴全节政教合一，坚持正义，有着博大的襟怀。他积极参与朝廷政事，努力为国家推荐忠臣、贤士和能人，调和化解官员之间的矛盾；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尊重。他不贪图荣华富贵，不以权势压人，并一生乐于慈善事业，始终保持了一个道人的本色。在元代，吴全节是一位集道人与政客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道士政治家。
四 元朝统治者对全真教的两次加封
全真教在遭遇到连续几次的打击之后，教徒的发展及宫观的建设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斋醮活动也被禁止举行，生存处境十分困难。虽然经过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等四人相继掌教，经过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奋斗努力，但是全真教始终走不出被压制的低谷状态。自从“焚经之祸”之后，元朝政府对于全真教内部的人事干预也大为加强。在之前，全真教掌教大宗师的人选产生都是由教门内部公议后自行决定，但自李志常之后，掌教大宗师一职都必须是在元朝政府认可后的前提下而由朝廷提名委派（注30）。
广大道众的情绪低落，是可想而知的。重新建立信心，提高士气，便成为了全真道上层最为关心的问题。掌教大宗师张志敬，为了维持全真教的声望和提高信徒们的信仰，在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将全真教五位教主，即东华帝君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五位祖师提出，请求朝廷予以加封。元世祖考虑到打压与遏制全真教发展的目的已经达到，为平衡国内各个宗教间的关系，遂下诏封赠“全真五祖”的首位王玄甫为“东华紫府少阳帝君”，其余四人加封“真君”。钟离权为“正阳开悟传道真君”、吕洞宾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刘海蟾为“明悟弘道真君”、王重阳为“全真开化真君”。然而此时距离“焚经之祸”，已经过去十一年了。
元朝的统治者在与全真教的历史交往中，已经懂得不能小觑这支本土宗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元朝统治阶级也并不敢完全放弃对于全真教的支持。元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年），开始宣布对全真道的大弛禁令：“梗其道者（指权臣相哥）除之，取其业者（被僧人侵占的宫观）还之”。元成宗宣布，梗阻全真教发展的人，要除掉；被侵占的道教宫观，要归还。这一政令的颁布，全面解除了对全真教的禁令，恢复了国家对全真教的平等待遇，使全真教从艰难困境中逐渐解脱出来。在元成宗继位后的几十年里，全真教开始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距“焚经之祸”过去四十一年之后，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元朝皇帝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安抚已经遍及大江南北且基础稳定的全真教，对于“全真五祖”又一次加封。这一次，全真五祖均加封“帝君”封号。加赠全真教主王玄甫为“东华紫府辅元立极大帝君”、钟离权为“正阳开悟传道垂教帝君”、吕洞宾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刘海蟾为“明悟弘道纯佑帝君”、王重阳为“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由于全真教主均加封为帝君号，神位则更加崇高，神像可以冠以皇冠，庙宇可以用帝王专用的黄色琉璃瓦。通过这一次加封，使得全真道教的声望更高，信徒愈广，发展更加兴盛。在整个元代，全真道教可以说是历尽挫折而长盛不衰。
（图27）
但是在这种褒封宠遇下，全真教的上层人物却发生了很大变化，都相继由清静恬淡之士变为“道士官僚”。他们所居之地，早已不是当初祖师王重阳为之设计的远离尘嚣的茅庵，而是置诸于京城的雕梁画栋的豪华宫室。平时所为，除为皇室建醮祈福外，则是忙于与达官贵人、通显豪家相互往还。近代学者陈垣先生称这个时期全真教上层的这种变化为“末流之贵盛”。上层贵盛了，教务却随之大幅度退步了。全真教前期的那种人才济济的景象已不存在了，很快显现出人才缺失、凋零和败落的景象，全真教前期的那股蓬蓬勃勃的朝气不见了，显露出衰老颓废的暮气来。
进入明朝以后，全真教步入全面衰落时期。这有它本身活力大半丧失的原因，也有明王朝所实施政策的原因。明太祖为《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所作的御制序文中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公开表现出只支持道教正一派，不支持全真教的意向，后来的实际作法也确是如此。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召见的大多是正一天师及其门徒，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由正一派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明代，全真教的掌教首领甚至不住在白云观，出现了长期群龙无首的局面，全真教进入全面的衰退时期。
注释：
（注1） 《元史》卷一 《太祖本纪》
（注2） 《元史》卷二0二 《释老传》
（注3） 《中国道教史》传家勤 第209页《元代白话碑集录》第29页及《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注4）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 第2页
（注5） 《元史》卷二0二 《释老传》
（注6）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之《重修集贤宫碑》
（注7） 《正统道藏》第五册，第3494页
（注8） 胡祗通《紫山集·集真观碑》
（注9） 见《玄门掌教真常真人道行碑》
（注10） 见《 玄门弘教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
（注11） 《道家金石略》 第476页，转引自《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著
（注12） 《遗山集》卷三十五
（注13） 《中国道教史》傅家勤 第209，203页
（注14）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1注5）（注16）（注17）（注18） 《至元辨伪录》
（注19） 《出使蒙古纪》 第210—214页
（注20） 《至元辩伪录》卷三
（注21） 指基督徒 见《出使蒙古记》，第85页注（88）
注（22） 《至元辩伪录》卷三
（注23））《至元辩伪录》卷四
（注24） 以上主要引自《辩伪录》卷三、卷四和卷五，载《大正藏》卷52卷 第767页
（注25） 《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 第52 卷 第140页
（注26） 《大正藏》第54卷中所收的《老子化胡经》两卷 卷一及卷十
（注27） 《至元辨伪录》
（注28） （日）冢本善隆等著《佛教史概说·中国篇》第17章
（注29） 程佩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索》见《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注30） 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北京图书馆出本社出版 20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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