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碧霞元君与明朝皇室
南信云
泰山碧霞元君又称“泰山玉女”，全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道教经典上则称为“天仙玉女碧霞护世弘济真人”。碧霞元君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其道场是在号称“五岳之尊”的东岳泰山。因其坐镇泰山，民间俗称其为“泰山老奶奶”。“碧霞”意指东方的日光之霞；“元君”则带有浓重的道教色彩，是道教对于女性神仙的尊称。道教认为，碧霞元君能“庇佑众生，灵应九州”，“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碧霞元君是道教所尊奉的女仙尊神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碧霞元君信仰肇始于宋代，兴起于元、明，到明代中叶逐渐形成了碧霞元君民间信仰的高潮。特别是明、清以后，碧霞元君信仰对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产了重大的影响，其影响力已经历经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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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霞元君信仰体系的核心是“主生”思想。碧霞元君的道场是在北方地区有“五岳之尊”之称的“东岳”泰山。泰山是是著名的道教名山，泰山之“泰”，在《风俗通义》中说：“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泰，故为五岳之长。”在《周易•泰卦》中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在五岳之中，泰山为“东岳”。“东”字从“木”，“日”在其中，甲骨文中的“木”与“桑”通，故有“日出扶桑”之说。东方是太阳初升的地方，按四时则为春；依八卦则属震；从五行则属木；应五常则为仁；照二十八星宿排列则为苍龙。“仁”乃天地之大德；“震”与“苍龙”则是帝王出生之地、腾飞之地。《礼记•乡饮酒》中曰：“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也”。于是古人将“东方主生”的思想就具体到东岳泰山。泰山玉女出于泰山，又是女神，于是很自然地继承了“东方主生”的思想。故《岱史》有云：“泰山位东土，察木德，而玉女坤质为水，助生成之功。”古人将“主生”思想与生育儿女联系在一起，于是便认定碧霞元君主宰人间的子嗣繁衍。
民间传说中的碧霞元君神通广大，不仅能保佑妇女生子，儿童无恙，更能保佑农耕、经商、行旅、婚姻，还能疗疾治病、救人于危难等等。近千年来，在广大的民众百姓心目中，碧霞元君庇护百姓，造福民众的神力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百姓们对于碧霞元君的信仰特别虔诚，不仅在泰山周边地区，在整个华北地区，乃至在全国各地也都建有许多碧霞元君庙，这些庙被称为“娘娘庙”，也称为“奶奶庙”。在供奉碧霞元君的同时，常在元君神像左右配祀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天花娘娘等四位娘娘。这种信仰至今仍很兴旺，人们仍不辞劳苦登上泰山绝顶的碧霞祠，向碧霞元君许愿还愿，向其祈祷平安康泰，香火不断。
随着碧霞元君影响的扩大以及在民间的普及，有关元君身世、司职及封号等，各种说法就应运而生。我国近代最早对碧霞元君信仰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学者罗香林先生，他对碧霞元君的身世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于上世纪1929年在国立中山大学的学刊《民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碧霞元君》的论文。论文中对碧霞元君的来历共归纳出四种说法：一为东岳大帝的女儿说；二为黄帝遣七女迎西昆真人说；三为华山玉女说；四为民间凡女得仙说。在文章中，罗香林先生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将碧霞元君的来历归为“民间凡女得道说”。罗香林先生的资料引证极为丰富，近百年来，研究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专家学者有几十位，逐渐揭开了元君信仰神秘的面纱，但自他之后的后世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均无出其右。

一、民间百姓对泰山碧霞元君的祭祀活动从明代开始

碧霞元君信仰肇始于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封禅泰山时发现的玉女石像。宋真宗用白玉重雕玉女神像，不仅遣使致祭，还命人在岱顶重修了奉祀庙宇，并将玉女祠更名为“昭真祠”。不过，在正史中（指《宋史》）并不见记载此事。宋末元初时期的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保存了这条资料：“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顶，池侧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浊，东封先营顿置，泉忽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广，清泠可鉴，味甚甘美。经度制置使王钦若请浚治之，像颇摧折，诏皇城使刘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与近臣临观，遣使砻石为龛，奉置旧所，令钦若致祭，上为作记。”（1）这是关于宋真宗修复泰山玉女祠的最早历史文献记载。马端临是宋末元初时期的人，资料中所称将石像“奉置旧所”，这说明在宋真宗发现玉女石像之前，泰山玉女曾经受到过尊崇，所以才会有旧石像和旧所“玉女祠”等遗迹。根据马端临的记载推论，玉女的信仰在宋真宗之前早已出现，到宋真宗时的重塑与女神像和重建玉女祠只不过是恢复其信仰而已。
泰山玉女的神像虽立，庙宇虽建，但在宋、元时期，泰山玉女的信仰还是依附在东岳大帝之下。作为东岳大帝，自然是泰山的主神，泰山玉女自然附祀于东岳大帝之下，并没有成为独步民间的神灵。泰山玉女在最早时期被认为是东岳大帝之女。历史上最早明确指出泰山玉女和东岳大帝为父女关系的，是元代人秦子晋，他在其所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指出：“帝（指泰山神东岳大帝）一女：玉女大仙，即岱岳太平顶玉仙娘娘也。”（2）首次把泰山玉女与东岳大帝的父女关系确立下来，使得玉女在泰山上的地位合法化，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东岳大帝的儿子（东岳大帝有五子）一起承受人间的香火。
到了宋末元代初之后，出现了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与东岳大帝共主一山的现象。发展到明代初期，碧霞元君在民间的影响逐渐凌驾于东岳大帝之上。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整顿祀典，在登基后的第三年（即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颁诏书，罢免了泰山神“东岳天齐仁圣大帝”的封号。朱元璋削去泰山神的帝王封号，无形之中把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原来的差别缩小了，过去为一主一从，一父一女，而现在他们同为泰山主神，一男一女，平起平坐，这就为民间崇奉碧霞元君提供了机缘。
洪武皇帝朱元璋不仅免去泰山神“东岳大帝”的帝王封号，同时还宣布，祭祀泰山的活动只允许朝廷官方进行，严禁民间百姓祭祀泰山的“非礼之渎”。这一命令，强化了祀典泰山的官方色彩，使得泰山的祭祀活动全部由官方承办，民间百姓不得私自参与祭祀。从明朝初期执行这项政令开始，泰山的祭祀活动均由官方承办。明朝皇室从洪武三年（1370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二十多年里，前后共五次派官员团队代表朝廷赴泰山祭祀。此后的官方祭祀，还有明景泰三年，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都御史王文，奉香帛太牢，祭祀泰山；明成化六年，遣掌太常寺事、礼部尚书李希安祭祀泰山。明朝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对泰山的祭祀，委派官员祭祀泰山已经形成惯例。
我国广泛的、大规模的对泰山碧霞元君的祭祀活动从明代初期开始了。由于广大民间百姓不能参与泰山的祭祀活动，民间的祭祀活动则全部转向了泰山女神，正如清人孔贞瑄在《泰山纪胜》所云：“东岳非小民所得祀，故假借碧霞云尔。”从明洪武三年罢免泰山神东岳大帝的封号起，到明弘治十六年皇帝派官员正式致祭碧霞元君（明弘治十六年开始，朝廷祭祀泰山的同时也祭祀碧霞元君），在这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碧霞元君已经从默默无闻而发展成为声名显赫。她的职司也从最初的主管生育之神发展为功能涵盖面十分广阔的神灵。尤其到了明代中期的嘉靖、万历年间，碧霞元君信仰已经深入到民间，在民众百姓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基。以碧霞元君为奉祀主神的民间泰山进香活动也空前活跃，进入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这种繁盛景象一直持续到清代的康熙、乾隆时代，余波传至于清光绪、宣统乃至民国，时间长达500余年之久。在民间老百姓的心目中，无论是求官、求财、求寿、求学、求医、求药、求子嗣、求诉讼等等一切，碧霞元君几乎是无一不能的，是有求必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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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碧霞元君的封号始于明代
泰山女神，原名“天仙玉女”。最早，天仙玉女是曹操的名篇《气出唱》中创造出来的仙女形象：“……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遨游。”由于曹操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使得后来的文人和民众普遍接受了这一女性神灵。随后，曹植在《 仙人篇》、《远游篇》，唐代李白的《游泰山》诗等文学作品中又多次描写这位泰山上的天仙玉女，把她写得既脱尘超俗、高洁飘逸，又旖旎多姿、顾盼生情。这些大诗人的审美与崇尚，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于是，泰山顶上的一处泉水便被命名为玉女池，池旁还立有一尊玉女石像。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宋真宗皇帝封禅泰山，在山顶见到了这尊已经损坏了的玉女像，便命人将石像换成白玉雕像，并重修祠堂以供人们进香祀拜。到了明代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宪宗皇帝将“昭真祠”改名为“碧霞宫”。从此后，人们改称天仙玉女为碧霞元君。其实，“玉女”之称也罢，“碧霞”之名也罢，最初都出自曹氏父子和大诗人李白的诗句。
泰山女神的“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封号，传统的说法是由宋真宗加封，但是查《宋史》和《文献通考》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中，均是对宋真宗的泰山封禅记述甚详，而从没有提及他给泰山女神加封之事。从明朝万历刊《道藏》中《岱史》卷九“碧霞灵应宫”的介绍及所收集的明弘治十六年、嘉靖十一年泰山碧霞祠祭告文，高海的《玉女考略》，刘定之、尹龙、徐溥等人的《纪略》，王之纲《玉女传》等等文献资料中，均已提到“碧霞元君”封号，但都未说明何时加封，可见此封号并非明代帝王所封。一直到明代末期，刘侗、于奕正在《京帝景物略》一书中，提到过宋真宗东封泰山时，“命有司建山祠安奉（玉女石像），号圣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3）这是最早“宋真宗加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文字记载。清初学者顾炎武亦循此说，但并未提出历史依据。（4）当代研究碧霞元君信仰的学者专家们一致认为，碧霞元君封号来自宋真宗的说法，在史料中查不到，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
专家学者研究表明，“碧霞元君”的这一封号，实际上是元末明初时期的道教徒们给加上的。在元代末期，道教徒开始把泰山玉女纳入道教的神灵体系，到明代，皇室崇奉泰山女神，是道教信徒们趁势给泰山女神加上了“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封号，时间应该在元代末期到明代前期。到了明代中期的弘治、正德年间，碧霞元君的称号已经非常普及，这一称号还通过民间宗教，利用宝卷的形式广为传播，从而为广大民众所熟知。明朝皇室、朝廷则依顺民意，泰山玉女遂被正式称为“碧霞元君”。
记叙碧霞元君最早的文献资料见于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许彬所撰《重修玉女祠记》：“予自永乐九年（1411年）发解山东，还登此山，距今五十有一年。为天顺辛巳（1461年），又得陪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康骥德良、按察使王钺世昌同一登览，瞻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神……。”（5）这段文字说明“碧霞元君”的神名封号在明代前期已经出现；在《岱史》中还记有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皇帝派大臣及太监来泰山碧霞祠致祭的“御祝文”中，也都明确了碧霞元君封号；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刊印的的《万历续道藏》中，还有了冠以“碧霞元君”称号的道教经典——《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另外，近几年泰安市的文物工作者在修复泰安城内原碧霞祠下庙的灵应宫时，出土了一块明正德二年（1507年）皇帝派遣太监致祭碧霞元君的明碑（该碑今存泰山市灵应宫内）；还有，明初宋濂《登岱》诗中也有“灵光长绕碧霞宫”之句（6），皆可佐证。这些例证均已说明，在明朝的中期，皇帝曾多次委派官员致祭泰山碧霞祠，祭文中都明确了碧霞元君的封号，说明“碧霞元君”的封号及其信仰已经在明皇室、朝廷和民众百姓中有了牢固的根基，尽管没有明确“碧霞元君”封号是哪位帝王册封的，但是碧霞元君之称已经在民众百姓中广泛普及，并且得到明朝皇室、朝廷与民间百姓的多重认可。作为民间信仰，碧霞元君在宫廷皇室中的地位也反映出民间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
明朝皇室和朝廷联绵不断地在泰山碧霞祠举行祭祀活动。据《岱史》记载，明代的朝廷祭祀活动从洪武三年开始，到万历元年（公元1537年）止，就达二十八次之多，而地方官员的祭祀活动尚且未统计在内，并且明万历元年以后的祭祀，也没有统计在内。史料记载，自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开始，明皇室和朝廷就不断下诏，拨款重修岱顶昭真观（即碧霞祠）；至明宪宗成化皇帝即位，曾多次“遣廷臣以祀方岳，又时命中贵有事于（昭真）祠” （7），明宪宗成化皇帝开启了官方正式祭祀碧霞元君的先例（过去朝廷只祭祀泰山，从明成化皇帝开始，明确祭祀碧霞元君）；成化十九年（1483年）重修岱顶昭真祠后，成化皇帝钦赐匾额为“碧霞灵应宫”，首次肯定了泰山女神的形象与碧霞元君封号的真实性。
在民间，老母形象的碧霞元君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8）。与此同时，碧霞元君信仰及元君庙祀亦由泰山逐渐向周边传播，由京城，而扩大到河北直隶、山西、内蒙及西北地区，向南扩大到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江南诸省，渐渐成为普及全国的民俗信仰。碧霞元君的影响已经远远大于东岳泰山神，“尔后且胫大于股，其神威赫然凌驾于岳帝（指东岳大帝）之上”。正如明代学者谢肇淛所说：“古之祠泰山者为岳也，今之祠泰山者为元君也。”（9） “碧霞元君”作为泰山女神的正式名号也由此确立。
自明代前期起，中国北方各地民众每年春节后直到农历四月初，便组织“香会”和“香社”，不远千里，纷纷到泰山给“老奶奶”进香。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形容当时上泰山进香的情景：齐鲁道中，顶斋戒弥陀者闻数千里，策敝足茧而犹不休，问之，曰：“有事于碧霞”。问故，曰：“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交厚，靡不交相愿，而神亦靡诚弗应。（10）元君信仰至明清时达到鼎盛，影响遍及全国。清代韩锡胙在《元君记》中记载：“通古今，天上神袛，首东岳。东岳祀事之盛，数碧霞元君……自京师以南,河淮以北,男妇日千万人,奉牲牢币，喃喃泥首阶下。”由此可知，碧霞元君在民众百姓的心理层面上是是一位可亲可近、有求必应，无所不能，随时都会为他们造福的“老奶奶”。 碧霞元君作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善好施的女神，更是让广大平民百姓和劳苦大众倍觉亲切，从而越加敬仰和信赖她，元君成为民众百姓心目中的慈母、圣母。

三、明代皇室曾有两位帝后在泰山封神
碧霞元君信仰在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被道教吸纳进神灵系统，并得到明朝皇室及朝廷官方的认可；另一方面又被民间宗教所吸收，使她在民间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明代北方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发展迅猛，明代中期以后各种新兴的民间宗教多崇奉“无生老母”，这种“无生老母”信仰一直延续到清代乃至民国，清代著名的“白莲教”、“红阳教”以及民国时期的“一贯道”都是信奉无生老母。并把其信仰概括为“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八字真言。无生老母在民间宗教中被神化成创世女神，在社会现实中，无生老母又是一位救世主，对受苦受难的世间男男女女来说，她是一位慈祥的老母。在民间宗教中，无生老母信仰中所涉及到的有佛教中的菩萨、道教中的神仙以及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大都成为这位老母的部下或化身，泰山碧霞元君也不例外。活跃于明代的民间宗教抬高了泰山女神的神格和地位，不仅将碧霞元君置于至高无上的女神无生老母麾下，甚至将泰山老母作为无生老母的化身（11）。在明代中后期传世的各种民间宗教的中，以“西大乘教”的势力范围最广、最大，其主要原因，是该教派得到了明朝皇室的暗中支持。当时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灵应泰山娘娘宝卷》，即为明万历年间的“西大乘教”所编印。
明代的京城里有一座神秘的寺庙——皇姑寺，这座名义上的佛教尼姑庙，寺内的尼姑却都是带发修行，尼姑带发裹巾修行是不符合佛教的戒律的。明嘉靖皇帝崇尚道教，曾多次下诏要拆除这座皇姑寺，但是该寺受到两宫皇太后的暗中庇护，寺庙不仅没有被拆除，而且香火越加鼎盛。嘉靖十二年（1533年），两宫皇太后还特地为寺庙颁赐一口大铜钟。 原来这座名义上的尼姑寺庙，实际上却是明代民间教派“西大乘教”的大本营。“西大乘教”信奉的主神就是“无生老母”和碧霞元君，皇姑寺内就有供奉碧霞元君神像的大殿。
明万历皇帝于隆庆六年（1572年）登基，就在这一年，他的生母李太后又为皇姑寺赠送了一口大铜钟。钟上刻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十个大字，这个名号是“西大乘教”的最高神——无生老母的别名。由此可见，这位“颇好佛”的李太后，她所信仰的并非正宗的佛教，而是流传于的民间的宗教“西大乘教”。西大乘教得到这位握有重权的皇太后的支持，颇为“兴旺发达”。为了感恩，他们又编造出李太后是“九莲菩萨”化身的“神话”。所谓“九莲”，出自“西大乘教”中的“三阳却变观”理论，即“未来弥勒佛掌教，九叶金莲花开”，是“未来白阳期”的象征。当年青的万历皇帝得知其母是“九莲菩萨”化身，特地在京西修建了“慈寿寺”，专门供奉“九莲菩萨”。

四、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被封为“九莲菩萨”供奉于泰山
明隆庆皇帝穆宗朱载坖（1537年3月4日——1572年7月5日），为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熜的第三子。朱载坖早年受封为裕王，嘉靖皇帝死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载坖即皇帝位，改元为隆庆，成为大明王朝第十二位皇帝（1566年——1572年在位）。隆庆皇帝在位六年后去世，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称明万历神宗皇帝，是大明王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明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的亲生母亲李氏，原籍漷县（今北京市通州漷镇），李氏原为宫女。由于隆庆皇帝（万历的生父）的皇后陈氏常年体弱多病，无有子嗣。因此，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三月，生母李氏被册封为贵妃。隆庆皇帝去世后，因皇后无子，故由贵妃之子朱翊钧继承皇帝之位。按照明朝的惯例，新皇帝即位，尊父皇的皇后为皇太后。若新任皇帝非父皇皇后所生，给予生母加徽号，以示区别。神宗万历皇帝即位后，内廷总管大太监冯保建议大学士张居正带领朝中大臣讨论册封皇太后的问题。大臣们商讨的结果是，尊穆宗的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穆宗的贵妃、万历皇帝的生母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仁圣皇太后居住慈庆宫，慈圣皇太后居住慈宁宫。因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即帝位时才只有十岁，首辅大臣张居正请求慈圣皇太后照看小皇帝的生活起居，暂居乾清宫（乾清宫为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地方，同时也是皇帝的住所，后宫不得居住）。
李太后教育儿子非常严格，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就在生母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下，开始了帝王的生活。在《明史•后妃传》中记载：“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切谏，令为帝草罪已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这段文字中所讲的“太后”，就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小皇帝不认真读书，太后会命令侍奉的太监宫女长跪在皇帝面前，以示惩戒；每到皇帝吃饭前，太后会派专人来讲述君臣之道；每当早朝，太后会派人在五更天来到皇帝住处，高喊“皇帝起床更衣”，两个太监一左一右扶起睡得迷迷糊糊的小皇帝，为其洗脸更衣，扶上车辇，匆匆上朝；皇帝做错了事情，太后命首辅大臣张居正劝谏并代写“罪己诏书”，又命皇帝长跪，叙述检讨自己的过错，在李太后严厉的斥责下，皇帝哭着承认自己的错误。史书记载：“六年（指万历六年，皇帝十七岁），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讬，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12）万历皇帝大婚后，李太后退居慈宁宫，临行前叮嘱首辅大臣张居正，不要辜负先帝的嘱托，对于小皇帝要严加管束。众所周知，从隆庆皇帝的后期到万历皇帝即位后的一段时间内，张居正是极有影响的朝廷大臣。李太后退居慈宁宫后，与首辅大臣张居正联手，对万历皇帝言行举止密切关注。李太后不仅管束了成长中的万历皇帝，也同时强化了自己的地位，并且逐渐参与朝政，对朝廷的政治生活施加了影响。据史书记载：“后（指李太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13）
万历皇帝母子笃信泰山碧霞元君。万历皇帝曾多次拨款增修泰山岱顶的碧霞灵佑宫（即碧霞祠）。万历十三年（1585年），曾“更新住制”，“绘椽藻栌，霞薄云蔚，俨然仙居，非人间所有”（14）；万历十七年（1589年），“两宫太后圣寿”，又铸造黄铜“万岁楼”；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再次重修碧霞祠殿宇，“琼宫银阙，连岭被麓，丹青金碧，掩映层霄。香烟烛焰，若云霞蒸吐碧落间，是为碧霞元君之宫。”（15）足见殿宇之壮观，香火之兴盛。晚年的李太后竟然还曾亲自到泰山碧霞祠修炼。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孝定李太后出现了严重的目疾以致失明。万历皇帝心急如焚，祝祷上苍，并在碧霞元君面前发下誓愿，要在泰山上修建“金殿”，以求元君的佑护。“圣母目眚，朕心糜宁，朔月冰兢露祷玉昊天上帝，复命内臣持节以祀东岳泰山之神，天仙碧霞元君，祀事孔明，慈颜以豫，目眚遂蠲。”“则是泰山元君即赫朔虞，遂我圣母，以及朕躬，贶莫大焉。”“所以出内金帑钱若干，镀金为像，范铜围殿，筑石为台，奉元君殿居。”（16）万历皇帝将“金殿”建在碧霞祠内（今香亭位置），仿武当山“金顶”模式建造，号称“金阙”，殿为仿木结构，铜铸鎏金，铸造精良。“金阙”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开始施工，次年四月初四竣工。没想到的是，在金殿即将完工时的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李太后病逝，“复不天，圣母升遐”，万历皇帝尊从母亲“宜与元君在帝左右”（17）的遗命，奉母命“陪祀元君”，在岱顶碧霞祠附近修建了“万寿殿”和“御香亭”，同“金阙”一起，用于祭祀太后。与“金阙”建筑相配套的，还有一块铜碑和一口铜钟。铜碑为《敕建泰山天仙金阙碑记》，记叙了“金阙”的铸造原因；而铜钟上铭文则是一部《太上老君说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铜钟的铭文中记有“钦差总督泰山金殿等处工程御马间等衙门太监张忠、林潮、叶忠、陈承寿、齐芳，内官监太监崔登、管理太监李忠，领修金殿等工全真道士周玄贞仝奉旨造”，铸造年代为“万历甲寅年制”（1614年）（18）。铭文说明了这些工程都是“奉旨造”，并且都是经由内廷太监和道士共同监工制作完成。金殿和铜钟的铸造在当年完成，而铜碑的铸造完成则在次年，即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据铜碑《敕建泰山天仙金阙碑记》记载，在碧霞祠建“金阙”、铸钟和立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碧霞元君“是福国之深，明德惟馨，恩泽四海”，具有“翼縡元化，助国裕民”的社会功能。近千年来，黎民百姓登泰山祭拜碧霞元君，万历皇帝名义上是为李太后祈福祈寿，主要原因是想借助民众百姓对于碧霞元君的信仰，教化民众。对于碧霞元君庙宇的修缮和拓建，使其成为德化天下的途径。这是万历皇帝在泰山铸金阙、铜钟和立铜碑的重要用意所在。
明末战乱期间，“金阙”被移至泰安城里的碧霞祠下院灵应宫内，现保存于泰山岱庙。铜钟与铜碑，皆为“金阙”配套而铸，文革期间，散落于泰山南天门附近，现在均移至泰安城内灵应宫保存（18）。
（图18）
在《明史》中，记载万历皇帝之母李太后“好佛”（19），在京师内外修建寺庙多处，耗资巨大。“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20）万历皇帝在世时，后宫中人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颇不安宁，幸亏有李太后在暗中把握，稳定大局。万历皇帝生活糜烂，私自临幸宫女王氏，使其怀有身孕，并生下长子朱常洛。万历皇帝不仅自己不敢认账，反而认为王氏出身卑微，伙同郑贵妃一起，轻视、欺辱和虐待王氏，致使王氏在宫中生活的竭蹶艰难。最为严重的是万历皇帝始终不愿意将皇位传给事实上的长子朱常洛。因为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有三个儿子，郑贵妃也自然不会放弃谋求皇位的企图，搞了许多的阴谋诡计，要谋取太子之位，只是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最终未获成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皇帝听从母命，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在复杂的宫廷皇位角逐中，有了李太后的鼎力扶持，朱常洛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大明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称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从册封太子到当上皇帝，全是仰仗祖母孝定李太后。成为大明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称光宗泰昌皇帝。
神宗万历皇帝母子崇拜信仰碧霞元君，与泰山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孝定李太后对于泰山碧霞祠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不仅曾多次登临泰山祭拜碧霞元君，而且还曾经在碧霞祠出家修行过一段时间，并且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身葬皇陵，魂归泰山。李太后去世后，万历皇帝勅封其母为“九莲菩萨”， 并尊奉母遗命，让“九莲菩萨”陪祀元君。万历皇帝按照其母的音容笑貌和形象，铸造了一尊巨大而精美的“九莲菩萨”铜像，送至泰山供养。据清代编纂的《泰山志》记载，“九莲菩萨”神像运抵泰山后，安放于当时的泰安上河桥的“天书观”道院中筑殿祀奉。有趣的是，天书观是道教的宫观，万历皇帝将他母亲以佛教菩萨的身分安置在道教的宫观里，也算是佛道一统。
现在的泰山上，在红门宫内弥勒院的南殿里，供奉着一尊巨大的铜像，铜像铸造精良，据现代有关专家鉴定认为，该铜像“颇有较高的铸术工艺和技巧”，这尊铜像就是著名的“九莲菩萨”铜像。最早安置铜像的“天书观”道院已经毁于民国年间，仅仅留下“天书观遗址”。天书观道院虽然已毁于战乱，但是却有幸保存下来这尊铸造精美的“九莲菩萨”铜像。现在，铜像安放在泰山红门宫内供奉着，静静的享受着人间的香火。

五、崇祯皇帝的生母刘太后被封为“智上菩萨”供奉于泰山
另一位在泰山封为菩萨的是明毅宗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生身母亲孝纯刘太后。崇祯皇帝是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光宗朱常洛只做了29天皇帝）的第五子，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同父异母弟弟。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 ），字德约 ，是大明朝第十六位皇帝（1627——1644年在位），也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在天启二年（1622年），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即位，年号崇祯，称为毅宗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是明光宗朱常洛和宫女刘氏的私生子。崇祯皇帝的生母刘氏是海州人，后迁籍至河北宛平，初入宫时为淑女。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下崇祯皇帝。光宗皇帝不仅不善待刘氏，而且常常虐待孩子的生母。崇祯皇帝5岁时，他的母亲刘氏就原因不明的死去了。刘妃死后，光宗皇帝担心这件事被其父万历皇帝知道，便派人偷偷地将刘妃埋在西山，并命令手下人禁言此事。据史料记载，刘妃“失意光宗，被谴，薨。光宗中悔，恐神宗（即为其父万历皇帝）知之，戒掖庭勿言，葬于西山。”据史书记载，长大后的崇祯皇帝曾问过身边的内侍太监：“知道西山有申懿王坟吗？”内侍答：“有”，“知道申懿王坟的旁边有座刘娘娘坟吗？”内侍回答：“有”。崇祯皇帝知道自己的生母埋在西山，但自己不敢去，就偷偷派人前去祭奠。等到他正式继承皇位之后，才给自己的生母刘氏加以封号并正式葬于庆陵。在《明史•后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及庄烈帝（即崇祯皇帝）长，封信王，追进贤妃。时庄烈帝居勖勤宫，问近侍曰：‘西山有申懿王坟乎？’曰：‘有’。”‘傍有刘娘娘坟乎？’曰：‘有’。”“每密付金钱往祭。及即位，上尊谥曰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毗天毓圣皇太后，迁葬庆陵。”（21）史料中还记载：“帝五岁失太后，问左右遗像，莫能得。”（22）崇祯皇帝五岁时失去母亲，多年寻找自己生母的遗像，没有实现。可怜刘氏生活在皇宫中，侍奉皇帝，为皇家生子，而亲生儿子竟不知母亲的相貌如何。崇祯皇帝的生母刘氏一生境遇之悲惨凄凉，可想而知。
崇正皇帝将生母孝纯皇太后刘氏封为“智上菩萨”。“智上”一词，也是佛家语，意思为“智慧无边”。“智上菩萨”追随“九莲菩萨”之后，也来到了泰山，归与泰山碧霞元君的麾下。据聂鈫《泰山道里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在泰山天书观道院的“九莲殿”后面，又建起一座大殿，名为“智上殿”，专门供奉“智上菩萨”。副使左佩玄立碑文云：“皇上追崇孝纯皇太后为西天净土极乐世界菩萨，上号曰‘智上’，建宝刹于岱”。 泰山天书观道院的“智上殿”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建成。崇祯皇帝还在泰山南麓，为生母孝纯皇太后修建了一座庙宇——圣慈天庆宫。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大军攻占了北京城，崇祯皇帝没有逃跑，吊死在御花园的煤山上（今北京的景山公园），年仅三十四岁。极为巧合的是，崇祯皇帝上吊之日，正是他为生身母亲刘氏在泰山修建的庙宇——圣慈天庆宫落成之时。
史书中还记载了一件崇祯六年“九莲菩萨”显灵的事情，发生在李太后去世二十多年之后。李太后死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这位“九莲菩萨”又在宫中“显灵”。事情是这样的：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受礼部尚书徐光启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影响，竟然相信起西方的天主教。崇祯五年，皇帝突然下令将皇宫内所有的佛像全都搬出宫外。撤出佛像的原因，说是为了筹措军饷。同时，崇祯皇帝又接受大学士薛国观的建议，向皇亲国戚们勒索钱财以充军饷。孝定李太后的族孙——武清侯李国瑞与其兄李国臣争家产。李国臣称其父有遗资白银四十万两，放于李国瑞处，自愿献出以助军饷。崇祯皇帝便向李国瑞索取，李国瑞拿不出，崇祯皇帝便夺其爵位，还要制裁其家人，李国瑞被活活吓死了。于是“九莲菩萨”显灵了（九莲菩萨李太后是崇祯皇帝的祖母）。
崇祯皇帝的五子朱慈焕（年仅五岁）病重，崇祯皇帝亲自探视，五皇子突然指着空中，说九莲娘娘显灵了，九莲菩萨站立在空中，历数崇祯毁坏佛像，勒索皇亲国戚，逼死人命等诸般罪行，并声称皇帝所犯的罪行要遭到天谴报应，会殃及众位皇子的生命。五皇子说完后就死了，崇祯皇帝大惊失色。此事在史料中是这样记述的：“（崇祯皇帝第五子，病死后追封悼灵王）生五岁而病，帝视之，忽云：九莲菩萨言：帝待外戚薄，将尽殇诸子，遂薨。 ”（23）此事在明末野史中也有同样记载： “悼灵王病笃，上临视之。王指九莲娘娘现立空中，历数毁坏三宝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讫而薨。上大惊惧，据力挽回，亦无及矣。”（24）其实，“菩萨显灵”是民间宗教家惯用的伎俩。《明史》中已经明确澄清这一假象，说这是“中人（指太监）构乳媪，教皇五子言之也”。（25）原来这是太监们勾结五皇子的奶妈，共同搞的鬼。《烈皇小识》中称崇祯皇帝事后“极力挽回”影响，不仅将撤出宫的佛像如数都搬回来了，还因此吃起了“长斋”以示悔过。书中记载：“崇祯庚辰七月，上因皇五子临殁之言，遂长斋。”（26）崇祯皇帝念其五皇子有“灵异”，还加封其为“真君”。 “帝念王灵异，封为孺孝悼灵王玄机慈应真君。”（27）
据泰山地方志书记载，明代皇室和朝廷不准民众百姓祭祀泰山，但是却又公开向香客征收“香税”，将征收的香税纳入政府财政收入，把泰山变成朝廷的摇钱树。广大的民众百姓来到泰山碧霞祠祭祀碧霞元君，都要交税。朝廷派遣七名政府官员，在泰山专门收税，计有总巡官一人，分理官六人。分设在泰山的遥参亭、玄武门、红门、南天门、碧霞祠。并且明文规定：本省香客，每次上山焚香，每人交税银5分4厘；外省香客，每次上山焚香，交税银9分4厘。官员征税后，发给单据，山前山后的税务分理官员凭收据放香客上山。山顶碧霞祠前设立关卡，官员凭收据放香客进入碧霞祠。万历八年（1580年），明王朝又决定，不论本省香客外省香客，一律交纳香税银8分。据《岱史•香税志》记载，当时泰山每年都有数万两香税银充实国库。有统计，明王朝从泰山每年可得香税银4 万多两（也有人说近10万两）。 朝廷不仅征收香税银子，连香客们捐赠给庙里的香火钱，也要征收。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朝廷规定，香客们所施舍的金银珠宝、金银娃娃、纱罗缎锦、铜钱、玉石、首饰、袍服等等，全部上缴朝廷礼部。这部分财物，其价值之巨大，已远远超过香税银子。总而言之，从明代帝王停止封禅，到委派官员祭祀泰山；从明代皇帝罢免东岳大帝的封号，到明代皇室公开祭祀碧霞元君；从明代皇室的皇妃在泰山封神，到明王朝在泰山设官员征收敬香税，都说明了明代皇室和朝廷同泰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说明了自明代起，对泰山的祭祀和对碧霞元君的祭祀更加世俗化。
清廷入主中原后，接受了广大民众对于碧霞元君的信仰。每年“四月十八日”的碧霞元君圣诞，被清政府正式认可，并列为宫廷定制。清康熙一朝，康熙皇帝亲自登临泰山祭祀碧霞元君，并钦赐匾额“坤元叶应”为标志，宣示了清廷政府对碧霞元君崇祀的认同。清雍正皇帝继承这一政策，下诏书修整碧霞宫，还钦赐匾额“福绥海宇”，并在道教的《碧霞宫宝幡步虚词》中加以“子视群蒙敷惠泽，母临庇土荷帡幪”，“常将天福人间赐，奖孝褒忠佑万方”（28）之词，表露了以元君佐治的政治思想。清乾隆皇帝本人则在个人信仰上也更多接受了碧霞元君，清《金川纪略》中记当时传闻：乾隆皇后富察氏因子夭亡，悲悼成疾，梦碧霞元君召之，于是乾隆皇帝特此借东巡之机登临泰山，祈福于岱顶碧霞祠。在乾隆一朝，不仅皇帝屡次敕旨修整碧霞祠，还在皇宫内苑——圆明园与避暑山庄中分别建立“广育殿”（圆明园建于夹镜鸣琴桥东山坡）与“广元宫”（避暑山庄建于敞晴斋附近），以祭祀碧霞元君。据史料记载，历代清朝帝王居住于圆明园时，每值初一、十五，必定到广育殿拈香，祭拜碧霞元君。说明了碧霞元君信仰在清代皇室和朝廷中得到延续。

注释：
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考”
2 元 秦子晋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之《东岳》
3 刘侗、于奕正 《京帝景物略》卷三中引“稗史”
4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5）
5 明弘治许彬《重修玉女祠记》 《泰安州志》卷六）
6 《岱史》卷十六
7 明 尹龙《重修泰山顶庙记》，弘治《泰安州志》卷六
8 《岱史》卷九《巡抚都御史何起鸣宣谕》
9 明 谢肇淛《五杂组》卷四《地部二》
10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王锡爵 《东岳碧霞宫碑》
11 清初 南无教《泰山生母苦海宝卷》）
12 《明史》114卷之《列传第二• 后妃二》中华书局 1997年版
13 《二十四史》第十九册
14 马铭初、严澄非校注《岱史校注》卷九之《灵宇纪》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 明 王锡爵《东岳碧霞宫碑》
16、17 引文均出自泰山碧霞祠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铸铜碑《敕建泰山天仙金阙碑记》
18 范恩君 《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考辩 《昆嵛山与全真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 第496页）
19、20 《明史•后妃传》
21、22 《明史•后妃传》
23、27 《明史》卷120《悼灵王传》
24 明《烈皇小识》卷6
25 《明史》卷188《李伟传》
26 清 孙承泽著《思陵典礼记》卷2
28 清史档案《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六《雍邸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