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一代宗师———— 闵智亭大师记忆中的李理山方丈

南信云

李理山道长是民国时期杭州玉皇山福星观方丈，仙逝已经六十多年了。他是全真教一代宗师，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求与探讨道教在变动的时局中如何发展的新路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杭州玉皇山为基地，收容救助了各地逃亡的难民七千多人，为他们提供衣食、住宿及医疗服务长达两年的时间。这一善举，在世界宗教慈善史上和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上，留下来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22）

李理山，号紫东道人，据当代学者孔令宏教授考证，其生年为公元1873年，籍贯南通（1）。自幼入道进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道院，师承全真教高道晁至祥。玉皇山福星观是道教全真派在江南五省（苏、浙、皖、赣、闽）的第一座“子孙丛林”，香火旺盛，远近闻名。李理山自幼在此名山宫观中读经习武、陶冶性情。他精通道教斋醮科仪，精通内家拳术，多年研修道家天文星象及奇门遁甲之术。他体魄矫健，神态沉肃坚毅。为人清高洒脱，修道严守规戒；他办事果敢公道，刚直不阿；富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由于他才华出众、办事果断，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十三岁时开始主持福星观道院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4岁的李理山道长正式担任福星观监院；民国八年（1919年）46岁时，被推举为福星观方丈。在《杭州玉皇山志?序》中有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蒋律师羽化，继主观务为紫东道人，道人姓李，名理山，紫东其号也，籍南通，本观弟子，中年曾云游四方，民国八年（1919）己未，道众公推为本观方丈，受任以来，即力图恢廓，始则修山路、砌山磡而造山寺，作山房，后乃筑亭迭石，布置井然。其次则开紫来洞，辟太极园。”他主持道院以来，带领道众在山上植树造林，修建宫观殿堂。并挖掘了“天乙池”，开辟了“紫来洞”，使玉皇山成为满山葱翠、殿宇庄严的洞天福地。在他主持福星观的几十年里，还先后接管了江浙一带十几处道教宫观，如大涤山洞霄宫、余杭金筑坪天柱观、西湖乌石峰金鼓洞、吴山南麓元妙观、镇海渊德观、仁和仓桥朱天庙、吴山第一峰的伍公庙、葛岭的抱朴道院以及武康筹山的升元观等。这些事迹在《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中均有详细记载。

在李理山道长主持玉皇山福星观长达近五十多年的岁月里，历经清朝政府、辛亥革命清廷灭亡、军阀割据、民国建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光，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动荡的半个世纪。李理山道长生活在动乱的年代里，他的成功与其个人独到的修为是密不可分的。他不仅精通道教斋醮科仪，还精通道术、数术、医术和武术。正如当代学者韩松涛教授在《江南全镇领袖李理山道长》一文中的评价：“李理山道长为玉皇山福星观主持，20世纪40年代与第六十三代张天师张恩溥道长共建道教会，并争夺会长之位，可见其地位不弱于第六十三代张天师，世人将其与张恩溥道长并称为江南道教领袖。”李理山方丈的一生，始终在探讨如何重震全真教的教风，在整个社会发生剧变的背景下，如何寻找出一条道教发展的新途径。在解放前的五十多年里，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在他的主持下，不仅没有在动荡的战乱年代中败落消亡，反而发展成为名震大江南北的著名道院和江南地区的全真道教丛林，李理山方丈堪称一代高道，一代宗师。

玉溪道人闵智亭道长（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中国道教学院院长）年轻时曾在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道院任知客（道教宫观中管理职务，地位仅次于监院），李理山方丈对其有栽培之恩。本文所记载的，就是闵智亭大师在八、九十年代回忆起李理山方丈时的点滴记录。当时已近耄耋之年的闵智亭大师，每当回忆起四十多年前在杭州玉皇山上的往事，总是流露出无限的感恩之情。他多次说过，这是他“一生中学道习艺得益最多的一段时间” （2），他深深地感恩玉皇山上的各位前辈道长对他的关心和培养，深深地感恩李理山方丈对他的教诲和栽培。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年仅23岁的闵智亭道长从陕西西安出发，辗转经武汉长春观来到了杭州玉皇山参访，在李理山方丈的关怀下，开始了他一生中收获最大的学习生涯。他像一枝枯萎的小树，拼命地汲取和吸收着道教前辈们送来的甘霖雨露。他跟随李理山方丈系统的学习了天文星相、奇门遁甲和剑术；在玉皇山上频繁的道教法事活动中，他进一步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的斋醮科仪水平及经韵水平；在玉皇山福星观，他还有幸遇到了隐居于此的清白道人周济，周道长是前清举人，书画造诣很深，尤喜梅兰，在其悉心指导下，闵智亭道长结下了他与兰草梅花的一生不解之缘；在西湖畔的牛角山房，著名古琴大师徐元白面传心授，使闵智亭道长的古琴技艺更加精湛成熟，古琴也从此成为陪伴他一生的挚友；在玉皇山上，他还跟随著名的诗人黄夷吾道长学习古文及古诗词，使得这位年轻人的古文学功底更加深厚（2）。

一、解放前玉皇山福星观的斋醮科仪活动

道教的斋醮科仪活动，俗称“道场”、“法事”。 做为宗教活动场所，做为一个道教宫观，能否在当地的信众心目中建立起威望，有一定规模和形式的斋醮、科仪和经忏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据闵智亭大师回忆，玉皇山上的法事活动非常频繁，李理山方丈精于道教的各类斋醮科仪，重要的法事活动都是由他亲自担任主持。

据闵智亭大师回忆，因为福星观主要供奉的是玉皇上帝，所以最常见的科仪就是“皇经胜会” ，“皇经者，高上玉皇本行经也”。“皇经会”是玉皇山在民国年间以祭祀玉皇大帝为中心进行的斋醮活动，其目的是求福禳灾，福国康民（3）。玉皇山上最为隆重的斋醮活动是每年的年末与年初。一进入“腊月”，法事活动不断。包括了腊月初八的“封印”、正月初八的“开印”、正月初一到初九的“上九皇圣会 ”、正月初九的“玉皇圣诞日”以及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按照道教传统习俗，玉皇大帝将在腊月二十五亲自下降人间巡视，考察世间的善恶良莠，功过是非。在道院里，从腊月二十四夜间子时开始，就要搭台、献供，举行盛大隆重的“迎鸾接驾”仪式，恭迎玉皇大帝下界临凡巡查，场面肃穆，气势庄严宏大。从正月的初一到初九，称为“上九皇圣会”， “圣会”涉及的科仪内容很多，很繁杂，每天的科仪分成早朝、中朝、晚朝三次进行，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在此期间不仅要诵读《玉皇本行集经》等多种经文，还要举行繁杂的科仪仪式，其中，“上玉皇大表”是道教中最重要、最复杂、最隆重的科仪之一。整个斋醮活动一直要进行到正月十九的“燕九节”（全真道教祖师丘处机诞辰）之后才算告一段落。

闵智亭道长回忆，那时玉皇山福星观一年中法事活动非常频繁，仅临时举办的“金箓大醮”就多达数十次。大型的斋醮活动，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活动耗资巨大，正常情况下，官方和太平士绅会筹集大部分资金，信众和道院承担一小部分。由于连年的战争，玉皇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仅凭一个道院来承担这样的费用，是不可想象的。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李理山方丈审时度势，认为只有“法事”香火不断，才是经济的保证。他将斋醮中对国家“国运国福”的祈福与普通民众“驱祸消灾”意愿结合起来，这一举措获得了江浙一带广大普通信众的支持。李理山方丈坚定的认为，必须要到普通信众中去寻找生存的土壤，寻求发展的道路，从这一点上，也体现出了他超人的眼光和胸怀。

二、李理山道长的“招魂”法术

据闵智亭道长回忆，李理山道长的法术惊人，最有名的就是能为人“招魂续命”。有急重病危，濒临死亡的人，他会用道教的“七星灯”科仪为其祈福延命。这种“招魂”的法术，闵智亭道长说他自己曾经亲自参与过一次，而传闻和听说，就太多了。道教这种神秘的“添油续命”的法术，就是“七星灯招魂续命之术”，在古籍中多有记载。这种来源于北斗信仰的法术，所用的法器叫做“七星灯”，也称为“招魂灯”。道教认为，北斗七星关注人的生死，七星之气会结为一团光，汇聚在人的头顶上三尺之处，这也是民间“举头三尺有神明”说法的来历。头顶有光，而光大且明者，不仅代表了生命之火健旺，还代表了“善大”；光冥而暗者，则主“恶小”。常为善者，常多得福；常为恶者，常多得灾。如果这团光完全消失了，人也就去世了。当代学者陈耀庭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一个俄国人眼中的李理山》中，记载过一位当年与李理山交往过的俄国人顾彼得，亲眼目睹李理山用“七星灯”招魂救人的事情。

书中记载：……11点刚过，大钟敲响了，道士们从左右侧廊里出来，匆匆向大殿走去。每一个道士都穿着一件宽松的深红色法衣，头戴一顶黑丝帽。李住持走在最后，他穿着一件厚厚的金色长袍，在他的头顶上有一个华贵的冕冠，就像一朵半开的莲花，在这朵神秘之花的花心里闪烁着一颗美丽的宝石。……李住持双手握着他的白玉节杖，向主神深深地敬礼膜拜。他用响亮清澈的声音祈祷：……这个法术的缘起是“（上海）老茶商王先生的长儿子。他已经病了几个星期，外国的医生都没有办法了，他们说他今晚就不行了。他的家里人请我们帮助他。”仪式的时间是“晚上八点钟，我们要为他点亮一盏灯。”法术中的“油灯被一个深筒状的玻璃罩罩着，放在一个大黄铜碗里。……微弱的火焰处还有一道小巧的丝质屏风，隔绝了道士们的呼吸。”仪式的过程很曲折，开始时“他们三人绕着油灯围成一个圈，精神全然集中，嘴里轻轻念着祷文。”但中途似乎遇到了一些困难“……火星还在缩小，似乎就要灭了，又燃起了一个亮点。不过最终这次法术成功了。他们三人屏住呼吸站在那里，他们的意念完全收敛于心灵最深处。午夜过后，淡蓝的火星开始哧哧忽闪，我看见它更亮了。慢慢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光亮就像是在成长，直到最后变成一个金色的火星，依然很小，但却明亮而平稳。‘危险过去了，他现在睡着了。’宗安喃喃低语。三人疲倦地坐到凳子上，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努力挽救了一个生命。”这次成功也得到了病人家人的确认和感谢，“次日晚上，王先生的家里寄来一封电报，就是病人已经恢复过来，并感激这座寺观。”

俄国人顾彼得(petergoullsry)，1901年出生于莫斯科，1957年病逝于新加坡。1917年，年金17岁的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上海。因养病，曾经在玉皇山居住多年，与李理山道长相识。他在中国度过三十年，他的回忆著作《神秘之光》（即《玉皇山道观》，于2002年4月由云南出版社出版，和晓丹翻译）记载了很多当年玉皇山福星观额李理山方丈的事情。

在书中，顾彼得记载了李理山给他批命（指算命。批八字）的经历，李理山对其的预言是：“现在不要想离开上海到陌生的地方去，你现在的工作是好的，尽可能地坚持下去。以后你会从一位有权力和影响力的女人手上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像秘书那样工作——我不能说得很清楚。你会去中国的西部，在那里你会找到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你会快乐的，尽管你会遇到麻烦和危险。你应当磨练忍耐力和审慎的观察力，保持一颗和平的心。”几年后，李理山的预言得到了证实，顾彼得记述道：“几年前李住持向我预言的一切得到了证实。1939年，通过孔祥熙的夫人，一个在当时的中国最有权力和影响的女人，我被派往西藏边境开创中国工业合作社。”之后，李理山又对顾彼得将来的事进行了预测，说“顾彼得的生活有周期地进行着变化，每过七年将会有一次新的变化。”虽然顾彼得没有说这段预言是否准确，但从顾彼得著书中写到这段故事来看，则无疑李理山的这段预言也是准确无误的。

三、抗战时期李理山在玉皇山三次收容难民

闵智亭大师来到玉皇山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在抗战期间，玉皇山福星观曾收容救助逃难的各地难民达七千余人，并维持这些难民的吃、住及医疗长达近两年之久。如此巨大的经费支出，既没有国家政府的支持，也没有其他慈善机构协助的情况下，全部依靠李理山和福星观的道众们四处奔波辛苦募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的。如此庞大的收容救助行动，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也是极其少见的。玉皇山福星观收容救助七千难民的行动，在世界宗教慈善救助的史册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实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李理山已对日本的大规模入侵有所预见。1936年，他联合龙虎山正一道拟发起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委托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起草《缘起》一文，文中赞奉道教“须知乃昔贤抵抗外教侵略之前锋，……应恃作今日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嗟夫，世变已亟，来日大难。强敌狼吞，群夷鸱顾。此何时耶！”（1）在1937年杭州沦陷前夕，李理山就参与筹备由英籍传教士苏达立主推的“国际救济会”和“红十字会委员会”，开始着手准备战争时期的慈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寇相继占领上海、南京以及周边城市，大量的难民涌入杭州，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以上，直到1938年末局势稍微稳定时，杭州城内还有十万人左右的难民（4）。1937年12月24日，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日寇分三路进入杭州城。钱塘江边南星桥、闸口一带，房屋全部被日寇烧毁，只剩一片废墟。江边的老百姓以及周边地区流落逃难到杭州的难民，无衣无食，扶老携幼，挣扎在死亡线上。李理山方丈义愤填膺，毅然停止了宫观内的一切宗教活动，大开山门，打开了宫观内所有的殿堂房舍接纳难民，并提供难民的食宿，仅仅一天，就收容了一千七百多名逃难上山的各地难民。随着上山的难民越来越多，居住成为大问题，李理山方丈又发动道俗群众一百多人，砍倒山上的毛竹与树木，紧急搭建起几十间茅棚，让难民们栖身安定下来，将玉皇山福星观道院“辟作难胞救命之所”。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杭州，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世居玉皇山下的李文烈老人回忆说，当年他4岁，举家逃往玉皇山避难，第二天他就见到上山来了五个日本兵，掳走五个“花姑娘”，当李理山方丈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利用上上单紫来洞复杂的地形进行改建，把女人都藏到洞内最底层。后来又有日本兵多次上山搜寻，最终无果而返，悻悻而归。

李理山道长曾先后三次收容难民：第一次，三千余人；第二次，一千二百余人；第三次，一千四百余人。前后共收容难民达七千多人（1）。在史料《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主管分院》记载，称“在杭州办理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难民总数达七千余人”。福星观对难民每天的“供给”，包括“每日两粥，任其饱食，不加限制，茶水不断” 。除解决吃饭问题外，道院还贴出榜文：“有衣服不周者，本观购备照给，新旧均有，不令受冻”，“本观备有紧要西医药水及本国痧药，间有延请医生开方服汤药者。”（5）收容了七千多难民，一日二餐，用粮的数字很大。玉皇山上的存粮很快用完，眼看就要断炊，李理山多次组织人力下山买粮运粮。运粮上山要通过日寇的岗哨关卡，凶残的日寇说是给山中抗日游击队偷运粮食，不仅粮食被抢走，人也被扣留并遭鞭打折磨。李理山不畏生死，冒险下山，忍受着人格屈辱，冒着生命危险，以“世界红卍字会”会长的特殊身份，并以红卍字会翻译章兰亭作为联系人，与日本侵略者高层进行了一次又一次面对面交涉，一次次解决了粮食运送的问题。有时是粮食上了山，而他却是在深夜空腹疲惫的回到道观中。尽管如此艰难和危险，而他依然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李理山道长爱国爱民、济世救人的高尚品德，在这一时期表现最为鲜明卓越，因而他在道教界及民间也更加受到尊敬。

山上香火既停，香资功德收入断绝，这几千难民的生活，经济支出浩大，难以为继。面对经费严重不足，李理山方丈决定到暂时相对安定的上海租界开设分院，筹措善款。李理山道长派了他的徒弟吕宗安前往上海，利用“租界”的偏安，在武定路创建了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次年8月，又在上海开设玉皇山福星观的第二分院。巧逢香火鼎盛，得到的宗教收入就送回杭州供给山上的难民生活开支。这样共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段历史，在史料《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中有记载：“先是已据卯（1939年）曾设立分院，于上海西摩路底，已于是年五月开办，嗣因地偏屋隘，善信往来不便，复于次年（1940年）庚辰，在武定路筹设分院，人皆称便，即于是年修建落成，八月吉日开光，以此院为第一分院，以彼院为第二分院。”

李理山在上海共开设了两处分院，并且频繁的举行斋醮活动，吸收各界信众的捐助，目的都是为了筹集到更多的善款，以解收容难民的资金之危。收容救助难民前后维持了两年的时间。两年后，杭州地区的战争状态逐渐平息下来，难民们也纷纷下山谋生，人数渐次减少，玉皇山上的难民收容所才告以结束。

四、李理山方丈的“丹井书屋”

李理山方丈还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据闵智亭大师回忆，他的藏书事业是载入国内藏书史的，在全国的个人藏书界很有名气。福星观内有口古井，相传为晋代郭璞手凿，南宋时期著名道士白玉蟾在此炼丹飞升。李理山方丈重修了这口古井，并命名为“玉蟾还丹井”，还以此井命名他的藏书室为“丹井书屋”。

解放前，杭州城里最著名的古籍书店名叫“抱经堂”，店主名叫朱遂翔。书店中有一位学徒，名叫王松泉，自1928年起到解放后一直在杭州抱经堂任职，最初为学徒，满师后担任书店的古籍修复部主任。王松泉与经常到抱经堂购书的李理山相识并成为老朋友。他在解放后写过一本书，名叫《民国杭州藏书家》，记述了从二十年代末（1928年）到解放前，杭州地区的古旧书籍经营情况及杭州的藏书家，书中辟有专门的篇幅专门介绍李理山道长收藏古籍旧书的情况。王松泉在书中写到：“李理山藏书室名‘丹井书屋’。民国16年（1927年）左右开始搜书，足迹遍及杭市各书肆，为城站‘抱经堂’常客。因去来频繁，店主朱遂翔接待如上宾，故稀见之书辄留以待。日积月累，所藏渐丰。尤喜收购有关天文星象之旧抄本，不惜重价，广为罗致。藏书中有天问、占候、堪舆、奇门、六壬等六大类之书，均系明版旧刻旧抄少见之书。数年之间，耗资数万元。如此购书，在杭城旧书业中咸认为罕见。道长还邀请精于修书之人整修装帧，编制分目，实嗜书有癖之一奇人也。……紫东先生之藏书，1952年由浙江图书馆接收保藏，但有的当作废书处理，其中有不少是木刻医书。”（1）当代学者，藏书史专家顾志兴先生在记述李理山“丹井书屋”时，称其“藏书总数达三万捌仟余册，约七万余卷”（1）。其中，最为珍贵的，是珍藏有《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明文海》十册，堪称稀世国宝。

李理山方丈的古籍收藏中，以天问类书籍（即天文类）最为珍贵，特别是一些流落于民间的天文星象手抄本，他会不惜重金购回收藏。史料中记载他“尤喜收购有关天文星象之旧抄本，不惜垂价，广为罗致。”闵智亭大师回忆说：在“丹井书屋”中，专辟一角，收藏天文星象学的书籍、图册和抄本。这一类的书籍和抄本都经过专人的修补整理，装入专门定制的木匣之中保存。“丹井书屋”寻常人等是不能随便进入的，老方丈看到年轻的闵智亭道长举止沉稳，年轻好学，特许他可在书屋学习。所以，闵智亭道长在玉皇山的几年里，除了必要的法事活动之外，几乎日夜都在书屋里翻阅古籍资料，在“丹井书屋”中获取的知识，使他终生受益无穷。每当回忆起这段时光，闵智亭大师总是感慨万端。

五、天文星象学方面的传承

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博大精深。在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上中国道教也曾为之作出过巨大贡献。道教在宇宙演化、天地起源、天地结构等方面有其独到的认识和理论，在星象的观测、历法的修订、计时仪器的研制上也有过卓越的成就。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中也有不少是道士或受道教影响的人物，如唐代的李淳风、袁天罡等。元代全真七子之一、华山派创始人郝大通精通天文历算。宋末元初时期的道士赵友钦则对天文学、数学和光学都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在《革象新书》中记载的某些实验和发现，曾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居于领先的地位。古人素来把图像看得比文字重要，成语“左图右史”即是明证。这是因为古人深知图像来之不易，绘成一幅图画要比做一篇文章更难，若是绘制复杂的星象图就更加困难了。

在解放初期（1949年后），全国共留有三块刻有道教《天文图》的石碑，一块在杭州玉皇山，一块在武汉长春观，一块在陕西某道观。杭州玉皇山与陕西的两块石碑均毁于“文革”，当前仅存的武汉长春观一块碑，石碑高207公分，宽82公分，镶嵌在长春观道医馆门口右侧的石壁上。这是极其珍贵的天文学文物，石碑上记录着二十八星宿，名曰“紫微垣古星图”。长春观的这块碑，来源于山东著名高道李理安道长。李理安道长早年曾在清朝宫廷的司天监供职，毕生研究天文星象。1935年，他云游到武汉长春观，将随身携带的一幅古代天文星象拓片献出，拓片上便是从清代宫廷司天监流传下来的“二十八星宿天图”。长春观立即请来刻碑高手将拓片图纸翻刻于石碑上，并在石碑顶端加刻了“長春璿璣”四个字。
（图23）
闵智亭道长回忆：当年，李理山道长手上不仅有杭州玉皇山《天文图》碑刻拓片，还从山东高道李理安手上得到了清朝宫廷司天监流传的“二十八星宿天图”拓片（即武汉长春观天文图石碑拓片），又根据南宋时期的《天文图》拓片（现存于苏州博物馆，为南宋淳佑七年（公园1247年）王致远根据黄裳所绘制的《天文图》摹刻的，是我国现存最大且星数最多的古星图之一。该星图直径约为85厘米，上面共刻有恒星1434颗 ），李理山道长综合参照这三张历史上遗留的天文星图拓片，精心绘制了新的《二十八星宿天文图》。

闵智亭道长自幼喜爱天文星象学。他来到杭州玉皇山后，就自己所知所学的天文星象知识，虚心向老方丈请教。他的学识和认真虚心的学习态度，深得李理山的赏识。李理山道长把平生所学的古天文星象和奇门遁甲之术悉心传授给他。特别是将他亲手绘制的《二十八星宿天文图》以及收藏的《丹元子步天歌》和《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倾囊相授，并详细指点，这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至为深远。闵智亭道长在返回陕西华山后隐修的数十年间，每当晴天的夜静之时，他都会去山顶或空旷之处，参照《丹元子步天歌》中所写各个星官的方位，辨识星宿，观测天象。

在古代，由于天文之学、星占之学一直是是皇家禁地。官府有律条，凡属天文学、星占学著作，民间私人不得收藏。明代中期以后，虽有所开禁，但民间流传甚少。《丹元子步天歌》相传是唐代王希明所作，丹元子是他的号。王希明在唐代开元年间曾任右拾遗内供奉的官职。《丹元子步天歌》是用七言长诗的形式，描述三国时期东吴太史令陈卓根据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而整理汇总的283座星官，共1464颗星。它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确立“三垣二十八宿”天区划分法的天文学文献。《丹元子步天歌》虽有文本传世，但是世间极其少见，非常珍贵难得。宋代史学家郑樵（公元1104——1160年）在《通志?天文略》中就曾这样评价《步天歌》：“此本只传灵台，不传人间，术家秘之”。 郑樵还在《通志?天文略》中云：“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古代读书人能见到《步天歌》，是可遇不可求，终生死而无憾的事。可想而知，玉溪道人在当时能得到李理安道长所传授的《丹元子步天歌》也是极其难得，可遇不可求的。闵智亭道长也曾有诗句记叙当时的情景：“五云宫殿步虚长，斗转璇宵夜未央”。

除了李理山道长亲手绘制的《二十八星宿天文图》之外，他所传授的《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也是道家天文星象学的重要资料。古代习惯按照天上的星宿位置来区分九州大地或诸侯疆域。这种将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区域的分配方法叫做“分野”，大约创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主要是为了通过观测星宿的变化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当然还有其他的分配方法，如按十二星此、二十八宿、或者按北斗七星，还有按照中央及八方位把天分为九野的方法等等。正所谓：“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见《国语?周语下》）”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中，也有：“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之说。得到李理山道长的精心传授，又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闵智亭道长对道家天文星象学的研究已经打下坚实的功底。六十年代初，它结合李理山道长传授的《二十八星宿天文图》、《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和《丹元子步天歌》，在一块黄绢上，绘出他的第一张天文图。可惜的是这张图连同李理山道长所送的图均在“文革”中被毁。闵智亭道长的第二幅天文图绘制于七十年代中后期，此时“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绿祖国的大地。为防止珍贵的历史资料失散和丢失，闵智亭道长干脆将李理山道长传下的《丹元子步天歌》和《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抄写在《天文图》的下方。这张珍贵的图，他留给弟子贺信萍（现为陕西咸阳中五台道院监院）。在1987年的新春，面对一片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闵智亭道长集一生之智慧，又精心的绘制了第三幅《天文图》。这也是玉溪道人最心爱的一幅星图，因此悬挂于客厅，朝夕晤对。图中共绘出三垣二十八星宿所包含的283座星官283、1266颗恒星。该图所绘的星象位置之准确，包罗星官之翔实，二十八宿所属星官之完备，竟连中科院上海佘山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看后都惊叹不已。身为一名出家修行的道人，在各种资料和仪器都相对贫乏匮缺的条件下能够绘制出如此复杂精密的星象图，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幅《天文图》，可谓道教界历代的天文星象高道所绘星图之集大成者，充分显示出他渊博的古天文星象学修养和多年来观测实践知识的积累。

闵智亭道长在他去世两个月前，曾嘱咐好友：“我客厅悬挂的《天文图》是曾在清末钦天监任过职的李理安道长所传，后来参照我在华山等地多年观测的记录及有关资料加以修订，得之不易，海内外道友索求者甚众。现我年事已高，事务繁冗，为便于传之后世，最好能复制一下。”这张凝聚了是百年、前后系带道家天文星象学家心血的“天文图”原件，被中国道教协会当做为文物永久保留。

当代天文学者曾将唐代《丹元子步天歌》、明代李之藻的《西步天歌》以及清代钦天监博士何君藩的《步天歌》和玉溪道人闵智亭的《步天歌》作过一番对比。丹元子的《步天歌》为373句，共2611字。《西步天歌》为418句共2962字，何君藩的《步天歌》3164为452句共3164字。相比之下玉溪道人的《步天歌》最为简单明了，仅有341句共2387字，更加精确的概括和表述了“三垣二十八宿”中各个星官的形状、名称与位置，可谓“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约或丰，无余无失”。

玉溪道人闵智亭道长在绘制《天文图》的过程中，以《丹元子步天歌》为基础，去冗就简，并将其中11处做了一些改动：如“房日鼠”中“房下一星号为日”一句，改为“房西一星号为日”；“毕月乌”中“毕上横列六诸王”一句，改为“毕下横列六诸王”等等。在参照古代星图时，也做了16处修正改动。可惜的是，玉溪道人闵智亭大师去世过早，道教界研究天文星象已成绝学，后继无人，这十几处改动的原因和依据，只有几处得到天文学家的解释，大多数的改动原因，至今仍是个迷。

道教神仙信仰中认为天上的星宿是神灵的象征，加之信奉天人感应，因而历代《道藏》中不乏道士仍进行观测星象和绘制星图的记载。而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学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曾强调道教文化在中国科学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的确是精辟之论。闵智亭道长综合李理安道长、李理山道长的研究成果，留下的这幅《天文图》，凝聚了几代到道家人的心血，其中所蕴涵的星象学知识和诸多悬念，是值得我们今后继续研究、思考和总结的一笔特殊的文化遗产。

六、关于玉皇山上的道家养生宴

据闵智亭大师回忆，在四十年代，玉皇山福星观招待香客的地方称为“精舍”，免费提供简单的住宿和斋饭。斋饭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素斋，一菜一汤或两菜一汤，米饭随意；一种是普通素宴，有十道素菜和点心；第三种是高档宴会，不定期的准备一两桌，招待身份尊贵（大施主）和身份极特殊的贵宾。高档宴会也以素食为主，主要食材是新鲜蔬菜、菌菇类、豆制品、时令水果、鲜花（新鲜的玉兰花、荷花、桂花等入菜）、新鲜的野菜以及药材（如鲜石斛等）等，还有新鲜的鱼虾类食材，只有极少量的猪羊肉。高档宴会从不使用燕窝、鱼翅等高档食材，最高规格的食材用到海参和花胶（鱼肚）。

解放前的京沪杭地区（指南京、上海、杭州）是商业经济最为繁华的地区，餐饮业尤其发达。特别是在杭州的西湖边上，茶馆、酒楼和饭庄遍布，珍馐美味应有尽有。杭州地区佛教盛行，不同品味的素斋素食比比皆是，何以能在这块餐饮发达酒楼林立之地脱颖而出，能让见多识广的各地香客能够在玉皇山上心旷神怡的坐上几个小时，成为玉皇山老当家李理山深思的一个问题。他最终选择了具有道家独特风格的道家养生菜系。

李理山方丈经历丰富，阅历深远。由于其本人对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非常热爱，因此无论从国宴大菜到地方小吃，无不留心用意，特别是对于道家的服食养生研究很深。他能够从古籍中，从山南海北的经典菜品中精心筛选出独具玉皇山道家养生特色的菜品。通过几十年不断地改进和筛选，逐渐形成了具有江浙风味的以素斋为主的玉皇山道家特色菜系。

2016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国际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设国宴招待各国贵宾。国宴中有一道色香味俱佳的杭州特色菜“蟹酿橙”，深受各国嘉宾的赞赏。其实，这道菜在七十年前，就出现过在玉皇山的道家宴上。此菜最早记载于南宋时期道人林洪所撰《山家清供》一书。山家，即仙家，道人都以“山人”自称，书中所记多为道家的素斋菜肴。该书中记有：“橙大者截顶，剜去穰，留少液，以蟹膏肉实其内，仍以蒂枝顶覆之，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加苦酒入盐供，既香而鲜，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兴。”李理山将其挖掘出来，经过多次试验改进，成为玉皇山道家养生菜系中的精品菜肴。诸如此类，从古籍中挖掘整理出来的类似传统菜品有几十种之多，并组合成为多种特色宴席。除了著名的“全真素宴”之外，还有“十二生肖宴”、“二十八宿宴”、“八仙庆寿宴”等，最为出名的当属“醉八仙”宴，宴席中凸显了“以酒入菜”的中国饮食特色。八道主菜，分别用白酒、黄酒、桂花酒、玫瑰酒、红白葡萄酒、啤酒、白兰地酒等名酒入菜烹饪，精美的菜肴伴随浓郁的酒香，展现了东方道家文化特色。在李方丈的精心指导下，玉皇山的道家养生宴独树一帜，名噪一时。

闵智亭大师回忆说，玉皇山的道家养生宴在当时的京沪杭地区非常有名气。抗战后的玉皇山，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巨商富贾往来不断，几乎每天中午都要有几桌或十几桌宴席待客。有特殊人物到访，则准备高档宴席。在高档宴席上，只有老当家的（指李理山方丈）能够上桌作陪，年轻的闵智亭道长做为道院的“知客”，垂手站立在一旁，随时回答客人的问话，以示对宾客的尊重。他当时年轻，记性很好，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能够准确的说出几十种道家菜的出处、典故、选材、配料、刀工、火候以及烹制工艺、养生效果等等，受到贵宾们的赞誉。其实，他在背后是下了功夫的，他不仅事先记住老当家及厨师对各种菜肴的讲解，而且将一些历史典故、出处、故事、传说、各个菜系的基本情况、道家菜的特点特色、原材料知识、烹调知识等记在笔记中，并且烂熟于心，以便于当场发挥。

特殊的道家养生餐饮文化，从另一个方面扩大了道院的影响，壮大了道院的门面。让很多南京、上海、杭州三地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周边地方的达官贵人、巨商富贾、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甚至有很多人并不是来玉皇山祈福上香，是专门冲着特色道家宴而来的。李理山方丈认为，玉皇山道家养生宴能从餐饮业极盛的杭州地区脱颖而出，证明推行道家养生饮食文化的举措是成功的，所以他非常高兴，感到很有面子。

七、李理山方丈对于年轻人的关怀和提携

闵智亭大师曾经讲到，当年他从武汉长春观来到玉皇山福星观的时候，才仅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由于讲话得体，老成稳重，尤其是斋醮科仪方面功底深厚，业务精湛，很快就在众道友中脱颖而出，深得老当家李理山道长赏识。

李理山方丈非常器重才二十出头的闵智亭道长，原因就是这位年轻的“高功”对于斋醮科仪以及经韵和法器的熟悉程度大大超过了一般道士的水平，不仅各种经韵烂熟于心，对于运作各种法事也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精湛的业务水平不仅归功于他的刻苦勤奋，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名师的指点传授和悉心指导（闵智亭大师的经忏科仪授业于陕西著名高功赵理中道长，道教仪范受益于西安八仙宫监院邱明中道长和武汉长春观监院陈明坤道长）。当了解到这个年轻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高中毕业，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难得），且对天文星相学有一定的基础后，老当家非常高兴，视为“忘年知己”，不仅将自己所学所知的天文星相学及奇门遁甲知识倾囊相授，而且特准进入他藏书的“丹井书屋”查阅相关资料。

当时，李理山道长身边有一个常年协助他管理宫观事务的徒弟，但是，老当家却执意请年轻的闵智亭道长做福星观的“知客”。“知客”一职，主要负责对外的接待工作，还要帮助监院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在道院中是一个仅次于监院的重要职务。老当家执意提携年轻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抗战结束后，有很多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和社会知名人士频繁上山拜访，老当家疲于应付。而在山上的道众中，很难挑选出一位有气质、有文化、有学识，而且能够在各种场合里同大人物对话交流而不怯场的道士。在这种情况下，李理山选中年轻的闵智亭做为福星观“知客”，主要任务是应对频繁来访的“贵宾”，其他繁杂的行政事务不需要他插手，可以用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

闵智亭大师还谈到，李理山方丈非常重视道教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于年轻道士的业务培养非常重视。他每年都要聘请国内著名的全真道教高功法师，来山上教授年轻道众学习经韵、器乐、科仪等业务，当时称为“办官学”（即由庙上出钱，道众们参加学习）。由于他悉心的培养，玉皇山福星观以及上海福星观分院的斋醮科仪水平相当高，影响很大，在苏南浙北，乃至江南五省非常出名。

闵智亭道长在玉皇山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年多，就又跟随李理山方丈一起来到上海。相关资料记载：“ 1949年，玉溪道人随李理山来到上海白云观，担任外账房执事（出纳），并配合上海文管会补修白云观珍藏的《正统道藏》。由于他对道教经藏的熟悉，这一工作开展顺利，由此他结识了道教界知名人士陈樱宁、蒋宗逸、丁福保等先生。由此可知，闵智亭实是李理山后辈，在李理山的安排下，闵智亭与这些沪上的道教界名人相结识。”（2）

八、李理山方丈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交往

中华民国的首都是南京，南京距离上海与杭州都很近，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们经常活动往来于三地。在章辉寒先生（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杭州站站长。李理山道长在1946年11月收其为皈依弟子。解放后被逮捕。特赦后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文史馆专员）的回忆录中讲到，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一些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频繁从南京、上海来到杭州玉皇山拜访李理山，多数为老朋友与旧相识。从李宗仁、于右任、白崇禧、何应钦、蒋经国、陈诚、余汉谋、胡宗南等军政要员，到朱家骅、陈布雷（蒋介石机要秘书、侍从室主任）、竺鸣涛（中将高参）、沈鸿烈、罗霞天等文职高官，再到王云沛（浙江省保安司令）、宣铁吾（中将，上海市警察局长 京沪杭警备司令）、毛万里（少将，保密局浙江站站长，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之胞弟）等军、警、宪、特上层人物以及当地政府官员。有人则是多次上山拜访，李理山方丈“均以贵宾相待”并“殷勤招待”（7）。

值得一提的是宣铁吾。能称为蒋经国“左膀右臂”的，一个是军统头子王新衡，一个就是宣铁吾。宣铁吾早年曾是蒋介石的侍卫长，深得蒋氏父子信任。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亲自点名令其出任上海市警察局长。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扣压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捕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枪毙军统恶霸戚再玉、张亚民以及收缴孔祥熙儿子孔令侃的资产，都是借助于宣铁吾在上海的力量。蒋经国几次上玉皇山，都是由宣铁吾陪同并负责警卫。国民党元老及政府军政要员上山拜会李理山，也都是宣铁吾陪同并负责警卫，所以此人与李理山道长相当熟悉。

当然，能够吸引这些国民党军政要员们频繁上山的，并不是玉皇山上的风景和道家的素斋，而是李理山方丈对于动乱时局的敏锐观察力和预测能力。李理山精通天文学、星相学；精通面相、六爻和奇门遁甲之术，加上他一生都生活在动荡战乱的年代，从清朝灭亡、军阀割据、民国建立、北伐战争、抗战八年的几十年里，历经世间沧桑。他对于当时动乱时局的演变趋势，不仅有敏锐的观察力，而且有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测能力。很多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认为李理山的预测相当精准。因此，李理山在当时的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心目中，有“世外高人”之称，能与之当面探讨、请教与交流，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闵智亭大师回忆说，蒋经国曾经几次登上玉皇山拜访李理山，并多次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提出要拜在李理山门下，但是均被李理山婉言谢绝。蒋经国在与李理山谈话时，连陪同的余汉谋（国民党一级上将，陆军总司令）、竺鸣涛（中将参议）和宣铁吾（中将 京沪杭警备司令）都在外面等候。在最后合影留念的时候，蒋经国自称晚辈，“执晚辈礼，甚为恭敬”（8），恭请李理山一人坐在前面，蒋经国、余汉谋、竺鸣涛等三人站其身后。由此可见李理山方丈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然而，这张照片最终也成为李理山“勾结国民党上层人物”的铁证，在解放后的1955年审判法庭上被当做物证当庭出示。当时的时局不稳，蒋经国还曾赠送玉皇山上几十只枪械令其守山自卫。解放后，李理山因此事被人诬告“私藏枪械”而遭逮捕监禁。

九、从蒙冤入狱到平反昭雪

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道教界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江西龙虎山正一道领袖天师张恩溥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全真道江南领袖李理山决心留下来迎接新中国。杭州解放时，李理山方丈已经是76岁高龄。他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非常拥护，一直致力于积极筹办道教协会组织。1950年，杭州市成立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选出理事21人，李理山当选为筹委会主任。由于有人密报其“私藏枪械”，李理山于1951年4月16日被杭州市军管会逮捕。1956年6月2日，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李理山有期徒刑十年，不久即死于江西安吉的劳改农场，公文中记载：“不久病故于狱中”。文革结束以后，党和政府开始纠正历史上遗留下的冤假错案，李理山道长之徒吕宗安道长（1985年时任上海市宗教学会会员、上海市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多次向杭州西湖区法院去信申诉。李理山道长的另一徒弟高宗宝道长在抗日战争期间，只身下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也于1986年11月5日写了《关于玉皇山李理山反革命一案本人以下几点意见》（8），替李理山道长申辩。经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复查，认为该案确属错判。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先是于1987年12月25日以杭西法（85）刑申字第38号刑事判决，撤销（55）杭西法刑子第12号刑事判决，对原判决李理山错案“予以纠正”，后又于1987年4月16日发《（1987）杭法刑监字第61号》终审判决书：“对李理山反革命案予以纠正。本件系终审判决”。三十多年后，李理山道长得以昭雪冤诬，恢复名誉。

自李理山方丈的历史冤案被纠正以后，他一代高道的高风亮节和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逐渐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李理山和玉皇山福星观的道众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收容救助了大批难民的事迹也逐渐被承认和发掘。岁月悠悠，往事如烟，李理山方丈仙逝至今已经约六十五年了，闵智亭大师仙逝也已经十五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这些慈悲仁善的长者，怀念一代高道，怀念一代道教宗师——李理山方丈。

1， 孔令宏、韩松涛著：《民国杭州道教》，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

2，百度百科《闵智亭》

3，《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六《斋醮》

4，何善蒙著：《民国杭州民间信仰》，杭州：杭州出版社，2012年

5，吕宗安：《回忆抗战时期玉皇山紫来洞改作难民所的经过》，转引自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四卷

6， 《近代道教与地方社会互动 以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为中心》 郭峰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64卷第4期 2015年7月

7， 民国江南道教领袖李理山其人其事 杭州政协报2012年第6期

8 ，1986年浙江省道教协会高宗宝《几点意见》中的第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