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后现代”，是源自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反中心、反主体性的哲学思潮，反对以约定俗成的传统方式继承固有或既定的理念，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解释。后现代是对一切秩序和结构的消解，对人们既有的认知体系有着巨大的破坏欲望，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使其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对人生价值、精神境界和真善美的东西感兴趣，其更趋于玩世不恭，沉溺于欲望和眼前，个人理想在苍白和匮乏中支离破碎，只能是在现实和欲念的躁动中迁转流变。这是这个时代的集体特征，物质文化的繁荣反之就是精神世界的失落，外在表现为散乱和浮躁，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新的开始。
所谓“文化”，我想本意是指“以文化愚”，古时的先贤大哲用高尚的生活方式教化生民摆脱原始愚昧，走向人类文明的正常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是人类不断提升和超越自我的历史足迹，可表现在文学、建筑、艺术、思想、哲学等上面。其表现在具体事物上，亦可以是某一门类形而上的经验总结，在茶、酒等特定的事物上形成一系列有独特内在体验的操作规范，以满足人以物寓意的精神追求，形成所谓的茶文化、酒文化等文化。而同样，人们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理念和思维方式，不同的行为模式带有不同的民族和宗教特征，形成某一个人在行为动作上的思维定势，如农耕文化和渔猎文化、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以及各种民俗文化等。而所谓文化兴国，就是要检验我们民族的思维定势，自我补强，从思想源头圆融完满，加速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人是一个国家的主体，也是文化的承载物，在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中人的作用不言而喻。人的行为模式受各种因素影响，文化的、地域的、个人习惯、身体状况、现实时势等各种因素都会支配和左右某一决策、某一行为的最终实现。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认为天地、人、社会是一个密切贯通和有机组合的整体，人在其中与其他个体相互依存、平衡互用，天地是人的行为道德规范的最高体现，人的思想行为与天地秩序相应和，才能实现天人系统的和谐统一。传统思维关注人天秩序的整体显现，对单独个体“物”之理缺乏深层次的探索和推究，这使得国人身上大多人文精神多于科学精神。
另外，由于长期封建专制和传统文化以血缘关系为本位的社会伦理建构的相辅相成，国人心中对家庭、亲族有更明显的倾向性，社会的和谐要先从家庭亲人开始，“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与仁”[]，家庭亲情占社会生活比例很大，国人感性思维要多于理性思维。这种思维导致一种倾向，就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思维背景下，国人更关注一己之得失而少社会公义。这并不是说家庭在社会生活重不重要，而是说过于注重家庭难以形成整体层面的社会公共意识，无人看管的公共设施不断丢失、无动于衷的无聊看客、吸烟、喧哗甚至文物古迹上乱写名字等无视公德行为无不彰显着国人以社会公共为背景下集体意识的弱化。人们更易以血缘关系构建一个关系网，在关系网中根据血缘关系可以利益最大化，公义在执行中只是执行者的一念间，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关系网的不平等往往是激化社会矛盾的因素。国人因私忘公的大众意识注定了国人少有鲜明的整体感的民族性格，只有在外族入侵时方能显现一二，这是国人缺乏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原因。
当然随着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地球村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学习和融合，国人在潜移默化中公共意识已不断浓厚。我这里不是又翻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账本，国人民族性格中不乏勤劳、节俭、生命力顽强、仁爱、重责守法等优良品德，但当中华民族实力强势腾飞，我们要实现大国崛起的民族愿望，我们的国民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这场大挑战，这才是我关心的。要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改变国民身上的多私少公的自私心理，加强民族自我认同感，把家庭本位整合为社会本位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思想文化的刺激是两种可能因素，加之后现代物质世界人们的迷茫和浮躁，宗教应该在当下有所作为。
注重家庭生活是东方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伦理秩序是社会的基本构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亲”思想，具体事情上“向亲不向理”、“爱有差等”，在亲族与外人之间人为地割裂为人我两个对立的范畴和领域，形成两套价值系统。如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妻，本来违反周礼，孔子也知道，但别人问此事时，他却说鲁昭公“知礼”，故意掩饰；而季氏有僭越的行为，虽然当时很普遍，孔子却特别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会让社会难以形成一套统一而人人自觉践行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完全是亲疏有别、远近不同，令社会资源不平等，助长人自私自利之心，难以形成一个大家国、大民族的内在凝聚力。
另一方面，这种价值体系易形成压力之下道德底线的漠视。许多人以家庭的名义违悖良心与神明的约定，抛弃自尊以求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对人对己两套标准，完全无道德底线可言。易中天说：“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究其原因是亲族关系在国人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任何事都离不开关系网，以至于不按规矩办事反倒成了人们希冀的，老老实实按部就班是软弱的。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和万事兴，并不是说家庭亲族关系不重要，家庭反而是社会稳定的最基础、最直接的力量，但过于重视亲族关系才是症结所在。传统文化对社会的整合和改造是不彻底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把人整合到家，并没有把家整合到国，所谓国也仅仅是超大型的家而已。我希望未来的社会公民，不仅仅重视家庭，还要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其人不仅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社会的一员。这种改造和整合，我希望由道教来完成。
《史记》曾言道教道祖老子乃“楚苦县”之人，近世学者亦是在楚文化和道文化之间之联系着力颇多。冯友兰先生提到的“楚人精神”[]，言楚人不受周礼制文化影响，所以其人多有自由灵动之思想。而后任继愈先生考察荆楚文化和齐鲁文化说：“（荆楚地区）的文化更偏重于探讨世界万物的构成、起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恰恰是中原文化所不甚重视的……荆楚文化则很少受这种传统思想（以宗法制度为维系社会力量的社会伦理架构）的羁绊，并以它特有的尖锐性，对中原文化开展勇敢的批判，在打破旧传统解放思想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深受楚文化影响的道文化秉承着楚文化飘逸灵动的学风，使中原文化僵化的社会体制保有自省和补充。中国社会治乱交替，多是儒道互补。古楚有云梦泽，水系发达，江汉之上渔业萍踪不定，自由独立，造就了楚文化和道文化灵动自由的精神内涵。《道德经》中多次用水来比喻大道便是佐证。当然也有学者指出道祖是受陈文化影响的，但无论是什么影响，深受水文化滋养的道文化的轻灵飘逸的学风才是重要的。
道文化还有一个优越性就是其重理务实，是世界上唯一不太反科学的宗教（李约瑟语）。道教的“道”作为宇宙本源和万物本体时无形无状，不可以耳目感官以听闻，但其作用于万物之上时却是有迹可循的，表现为诸多规律和准则。天地万物生长老死、兴衰成败、是非轮回，皆在大道的运行规律轨迹之中，一切变化皆由大道运化掌控。这种变化的运行规律被总结出来被太上道祖强名曰道，是形之上的变化的经验提升，但其作用在具体的事物之上却是物质的，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真实体现。这种变化规律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虚无缥缈，而是在我们身边可以用后天意识探寻到的，我们只要注意观察具体事物简单如花草的变化规律，就可以驾驭规律做到诸如花草的养护等一些小事了，当然大事物亦可同样在观察中得到规律，这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必须步骤。中国社会的主要方向一直是专注于社会秩序建构，而连带着道教的的科学精神一直未有为人们所重视了。
顺便说一下，《道德经》第一章关于“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感悟有助于理解道教的科学精神。“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一句，现有两种句读，分别是在“常有、常无”后断句和在“有欲、无欲”后断句，现在学界以前一种为主，而“徼”字有大体上“归终、窍、理显、边际”[]等含义，而其作“皦”时亦有“清白、清晰”[]之意，各注家解释“常有欲以观其徼”时大都解为从现实万有中去体悟大道变化的关键、显现、轨迹、内涵等，也就是说是从现实中去寻找大道的足迹。从各注家对此句的全句解释可看出[]，此句是应该有一个主语的，是指每一个想要去探寻和深入大道的后学，我们去“体有、体无”或“有欲、无欲”来观照到大道的“妙和徼”。这里的“其”肯定是指大道了，“体无”或者是“无欲”是指“致虚极，守静笃”的功夫，用“清静无为”去体察道体玄妙，是用“涤除玄览”的内心去观照万物，从而总结出万物形之上之理的过程。
而重点是“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一句，表达了太上道祖要求后人在观照而后得出形之上之理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实践和检验，以求反复验证推敲所得之理。“欲”字古时并不仅仅指对外物的贪恋，而是指人想要达到某种目的或得到某种东西而在心中产生的意识活动，是心中对外物有所追求而使内心对外物产生的具体意向。“有”或“有欲”是我们主观、有意识的去现实万物中检验印证，“无”或“无欲”是消除任何主观意愿的客观观察，“有”或“有欲”和“无”或“无欲”是我们主、客观全面认识世界的方法。按此思路“此两者”应指这两种方法，“玄之又玄”指反复观察、验证，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所有奥秘，能够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也就是“众妙之门”了。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体现，是道教的科学精神。当然道教这种绝对消除主观意识的观察对观察者自身的要求是很高的[]。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以中原文化为主，而中原文化主要是以长江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中国国家起源的最初因素在于建立合理的大河流域的农业灌溉体系，国家目的是保卫现有的耕地，由于北面沙漠、草原和西部高原不适宜耕作，中国的东南部面向辽阔而呈开放性的太平洋，周围的各岛屿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无法与大陆形成对等而频繁的文化交流，除了必要的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政权一般没有向外实施疆土扩张的欲望。而中国政府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农业社会运作的基本要求亦是把人束缚在土地上而缺少流动性，这样土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土地是生存的第一要素，除了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地广人稀，正常情况下一定面积内的土地资源是一定的，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的平原地带。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获得资源的途径无外乎继承和掠夺，明目张胆的掠夺在正常的道德社会是不被允许的，那么获得土地资源的途径无外乎继承，年青一代想要获得自己的资源只能从父辈那里得到，父辈在下一代那里有绝对的权威是因为控制着下一代的生存命脉，那么在这种继承中，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礼制和宗法制度得以建立起来，生产方式决定了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种继承选择权在上一代手中，继承过程中便会产生被继承者的种种约束性条文的出现，伦理道德理论得以推行天下。从此看来，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历史的必然。
但眼下的中国中原文化得以存在的土壤正在逐渐式微和淡化。国家的经济主要发展方向脱离了小农经济的原始方式，正在向高度现代化发展，包括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多样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多个方面。工作人员从土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依靠土地，人的流动打破了劳动力被束缚的局面，人们的选择更加具有开放性。人们名义上的权威如君、父已经不再对下一代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人们的科学素养也在不断的提高。这种现实形势与道教轻灵飘逸、唯理务实的学风相契合，道教的思想在当下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道教也应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面前有所作为。
中国自从被抢炮打开了国门之后，泱泱大国一下变得孱弱无比，任人欺凌，一直在大国心态下的人们一时无所适从，从严复开始，一批有识之士陆续对国人的国民性做了深入的自我检讨和省察。梁启超先生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列举旧国民性六大弊端：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并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而胡适与陈独秀等几位先生倾向于建设某种制度的设想，在西学东渐的新思维冲击下对皇权政府采取了对立的认知态度，认为中国之腐朽没落源于皇权政府的不合理性。相比之下，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考察尤为深刻，他在《狂人日记》中构建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互相想吃，又不想被吃，但每个人都是吃人的，即使是觉醒的狂人，嘴里也吃了“几片妹子的肉”，每个人都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被害人。“最要紧的就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每个人都是这种文化的推行者也是被害者，每个人都期望做出改变可是却无人改变，希望别人去做豪侠拯救需要保护的人却不希望自己家人中有这种人物。[]好的体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相反，要相适应一种体制需要有与其相合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强国的强大是其文化的强大，而不仅仅表现在国力。
当代社会一般被描述成了宪政民主、多元文化、科技生产力的全球化社会，充分重视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良好运转的基石。中国社会以道教文化来看落后的症结是因为人情太浓厚，“人心死，道心活”不仅仅适用于修炼，现实中沉重的枷锁使人无法呼应内心自然的呼唤。今年的政协会上，周新生委员表示：“住个好医院生小孩，需要找人，需要找好大夫；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也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求人的客体往往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求人成了常态，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不公平。”《方圆》杂志评价道：“中国式求人，是中国式社会关系的产物。中国的法制规章不能对社会秩序起到足够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公权力得不到监督，这便给‘关系’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给权力寻租开辟了市场。人们遇到什么事时，更多的时候想到的是‘找关系’、‘求人’，而非靠正规透明的途径，这是对制度的无视，也是制度无力的表现。”[]现代社会由于资讯的便利国人的社会关系已经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同学、朋友等一切认识的人身上，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类似蜘蛛网似的的关系网。在中国不是法律规章起不到足够的作用，而是执行的人没有公权力意识，每个人抱怨别人之时自己也在利用关系，是因为我们没有公权力的文化氛围。这样的社会形态很难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社会理念，暗流涌动，依此文化氛围我们很难建立起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软实力。
在中国，关系网已成为人们心中处理问题的既有文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中原文化中，圣人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是“尊尊亲亲”，认为人只要“孝弟”，只要孝爱父母、尊敬兄长，便不会犯上作乱，社会就会稳定和持续。在圣人的设计中，每个人在思维意识中都在为自己的家庭亲族而生存，家庭亲情的意义大于社会群体的意义，甚至是没有，因为在他看来家庭就是等同于社会的意义。社会被割裂成为若干个小单位而支离破碎，难以有大的民族层面的统一的凝聚力和集合力；而重视血缘亲情会使人导向自私自利，只顾小家不顾大家,尤其是亲人犯错时会拿公权力与亲情等价交换。这种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只会为情感认同中的人增加关注而忽视对其来讲普通的人，他们眼中不存在公平正义。公权力不过是亲族利益交换的砝码，关系网由此而生，当然当代社会关系网已经扩散到一切认识的人。关系网的存在使得社会内部竞争大部分不是由真实能力而是由人际关系，导致有些位置被不学无术之人占据，甚至贪赃枉法，假公济私，从而使社会生产力有一部分虚耗在做无用功上面，社会资源被极大的浪费。关系网将人们主要发展方向导向人际关系而乏于提高能力，使社会缺少专注的、激昂的、务实的奋斗精神。关系网使社会缺少公平竞争，增加社会负面情绪，当然没有绝对的公平，但至少要有心理上的公平才是健康的社会。在这里我再次强调，我并没有反对家族亲情，而其为社会稳定基石，这是人所以异与于禽兽的根本，但人并不只是家庭成员，还是社会一员。现代人只有不断加强社会属性才能更好行使社会权利。
中原文化随着时代文明进程的推进，已经不再是主流文化，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维定势一时不易改变。中原文化得以存在的地理条件是封闭的农耕文化，没有扩张的国家需要因而内部稳定是最主要的，亲情伦理成了国家稳定的首要考虑条件。但是当今的“地球村”，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各种争端和摩擦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巨大风险。环顾中国周边，环境非常复杂，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我国的沿海周边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问题不断，新疆、西藏民族分裂势力不断活动，而一些大国又虎视眈眈，和平来自于威慑，只有绝对的力量面前才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设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国人要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梦想而共同奋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才能无比强大[]。在这个大家国的梦想面前，以血缘亲情为主导的文化就显得小家子气，必须建立一种能兼顾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模式，打破血缘障壁，民族凝聚统一，道教“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社会理想或许能提供某种借鉴。
道教是本土的宗教，历来担负中华文化传承者和保护者之一的角色。金元时期，异族入侵、中原易主，传统文化几绝如线之际，全真祖师挺身而出，“借宗教为掩护，其所以弭杀机，召祥和，为社会经济保存一线生机，为传统文化保存一脉生命，正犹西方罗马覆亡以后之基督教会也，此乃全真教在当时之大贡献。”[]陈垣先生评价道：“呜呼，全真家能攻苦，能治生，又能轻财仗义，济人之急，人民信服，至于讼狱者不之官府而之全真，斯其效大矣。”[]这就是真正的全真精神，这也是道教的社会责任和担当。道文化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倾向于渔猎文化，但没有扩张与掠夺之野心，相比于中原文化，其一元化金字塔式的结构上层缺乏监督，久之易于僵化，道文化却能保有相对的活力，他是灵动的，平实的，理性的，他是智慧的象征。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年代，各种诱惑光怪陆离地在吸引着我们的眼球，个人的本性极易在多元选择的后现代中迷失。宗教本就有教化人心之作用，又适逢国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想，道教可以循此思路，大胆创新，潜心应变，积极响应，把道教的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大业联系起来，真正深入到人心，为社会建设推波助澜。道教要体现真正的社会价值，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才会与有荣焉。
要想改变一个民族的固有的思维习惯，此任务是相当艰难的，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我们习惯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思维模式，的确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是社会安定团结的最基本条件。但在此基础上增加我们的社会本位意识才会使我们的民族更具凝聚力。当然今天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们身上已经在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与民族为一体的主人翁精神，我们只是想使国人身上的公共意识再强烈一点，抛弃狭隘的小家庭思想，增加群体的大家国情怀，使我们的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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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论语·泰伯第八》
 2、北大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第二版第17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34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4、转引自陈鼓应《老庄新论》37页   商务印书馆2008年5 月第1版
 5、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 第75～76页  商务印书馆2003年2月第1版
 6、高定彝《老子道德经研究》56页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7、《河上公章句》注为“常有欲之人，可以观世俗之所归趣也”、王弼：“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微也”、范应元：“故谓之常有，则欲要使人以观其境也”、王淮：“常于‘有’处观照道用之广大，四方，上下，无不穷尽”等
 8、这需要修学者内心绝对的清静，不带有一丝一毫的主观意识，才能有观照的资格而不是我们今天借用于外在机器的观察
9、 转引自舒可文《鲁迅之疑》、李伟《鲁迅的诞生》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之疑——‘国民性’的检讨再检讨》2011年第50期
 10、林语堂《吾国与吾民》152页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月第1版
 11、《方圆》记者邬佩怡、柳小荷《如何应对‘中国式求人’》 《方圆》2012年3月下40页
 12、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
 1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6》228页《金元统治下之新道教》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版
 14、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41页    中华书局1962年7月新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