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高明见

 道教修行讲究要返璞归真，故而修道曰修真，得道曰真人。《庄子·大宗师》则曰：“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妙真经》则曰：“自然者，道之真也。”《庄子·渔父》篇又曰“真者，精诚之至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可见“真”在道教地位之尊崇。那么何为“真”呢？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真就是“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乘载也”。所谓“八”，表示仙人升天所乘坐的载具。也可以看出，真这个字，跟道和仙是一体难分的，仙人即所谓真人。《汉书·艺文志》亦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故曰：无真不成道。话虽如此，但自古以来人心难测，真心难得，真道难闻。世人认假作真，以假惑真，因为“信言不美”，便奉行阿世之曲学，相信“假作真时真亦假”，混淆了是非、真假、善恶，可谓偏离真道远矣！幸有我道德之教，以真为教，存真求实，正本清源，千百年而不易其帜，牢牢掌握着贵真求实的教旨，实属难能可贵。
迨至宋元之际，中国文化再一次进入大融合的时期，三教合一成为大势所趋。为适应社会发展，全真教祖王重阳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改革故有道教，创全真之教。那么，何为“全真”呢？《终南山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曰：“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释教得佛之心者， 达摩也，其教名之曰禅；儒教传孔子之家学者，子思也，其书名之曰《中庸》； 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传，不行而至，居太上老子无为真常之道者，重阳子王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妄幻，独全其真者，神仙也。”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得佛教释迦摩尼之真者，达摩之禅宗也；得儒教孔子之真者，子思之中庸也；得道教太上无为真常之道者，重阳真人之全真也。屏去妄幻，独全其真，号曰全真。全真者，神仙也。
那么何为“独全其真”呢？屛去的又是什么样的“妄幻”呢？愚意以为，独全其真，其意有二：
第一，所谓独全其真者，全三教之真也。
全三教之真，即将上述老子真常之道、子思之中庸、达摩之禅，合而为一，其实是回归老庄道家清静无为之主旨，而强化了道教孝道伦理、经世致用的入世思想（儒教），和心性修炼的出世理念（禅宗），摒弃了传统道教一些外丹、科教符箓、长生不死之说，倡导“道德性命之学”，使道教向着更加理性化、更能适应社会的方向迈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乃是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而三教合流的思想趋势，其实早已有之，早在东汉时就有三教合流的趋势。如号称中国最早的佛教论书的《牟子理惑论》，就创作于东汉。《理惑论》从佛教立场出发，广引《老子》和儒家经书，以论证佛教与儒、道观点的一致，堪称是最早的三教合一思想的倡导者。南北朝时著名的沙门昙度，博通诸经，尤善涅盘、法华二经，复精通老庄及易学。同为南北朝时期的维摩禅的鼻祖傅翕（497～569年）大士，也是佛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傅大士录》中记载：“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据说，宋朝王安石作宰相，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
无独有偶，与傅大士同处南北朝时代的道门高人、上清宗领袖“山中宰相”陶弘景，也是“三教合流”思想的倡导和践行者。他在《茅山长沙馆碑》中直言：“万物森罗，不离两仪，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主张佛道双修，儒释道三教调和兼容并包。他不但亲注“《孝经》、《论语》集注”，甚至于他还皈依佛门，受佛教五大戒。姚思廉《梁书》说他“善辟谷导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壮容。深慕张良之为人，云‘古贤莫比’。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此一说法，在《南史·陶弘景传》中亦得到了印证，传中记载了陶弘景关于自己后事的遗令：“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著旧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 ，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灯，旦常香火。”也就是说，陶弘景去世以后，是穿道装、而在遗体上覆以袈裟的。陶弘景皈依佛、受佛戒，固然有当时南梁武帝崇佞佛教、全面佛化的不得已的苦衷和考量，但也与他调和三教、不排斥佛教的思想是一贯的。而且，他的门人弟子即有道士，又有“道人”。何谓“道人”？佛教初入中国时，称呼僧人为“道人”。如《南齐书·顾欢传》有“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是非”的记载，此处之道人即僧人也。即便是作了《夷夏论》的南朝道士顾欢，虽然把夷夏之辩与佛老之争结合起来，但同时也认为二教同本共源，不主张彻底否定和排除佛教，只是认为推行道教比扶持佛教对维持封建政治更有利而已。
几乎与道释同时，儒家人士也纷纷倡导三教合一。如东晋玄言诗人孙绰（314—371）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他在《喻道论》中以问答的形式对道与佛，儒与佛的关系，以及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论证，认为“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佛也是道的体悟者。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观点，倡导儒佛一致论，认为佛教注重于内心教化（明其本），周孔则注重于社会治理(救极弊)，两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并对当时广受诟病的佛教出家制度是否违反孝道的问题上，孙绰认为佛教徒出家修行是最大的孝行，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另外，《喻道论》中还论证了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从各个方面向人们说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是一致的，相互补充的。
南北朝时的南齐著名儒家隐士明僧绍，也是倡导三教合一的有力推动者。明僧绍博通三教，尤精于佛学，与当时的沙门僧远、法度相交游，朝廷累征不出。时有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把夷夏之辩与佛老之争结合起来，一方面认为二教同本共源，不主张彻底否定和排除佛教；另方面又论证道教优于佛教，认为推行道教比扶持佛教对维持封建政治更有利。这一论断在宋齐之际引起了巨大反响，遭到了佛教信徒的反对，纷纷著书批驳。站在佛教信仰者的角度，明僧绍也撰写了《正二教论》，意思要改正顾欢的二教之说。在这篇文章里，僧绍阐述了二教的宗旨及其关系，他指出佛、道二教并非同本共源。认为道教虽标榜《老》、《庄》，但所行却是炼丹服药、成仙不死之说；以及张陵、葛洪的“符咒”怪诞之术；唯以长生为宗，以不死为主，蔽于一生之形，大乖《老》、《庄》之本，“诬乱已甚矣”。在佛道优劣的问题上，明僧绍明显维护佛教，认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也就是说，道教的教法过于追求不死长生，破坏了淳厚的社会风气，因而佛优于道。虽然如此，他还是肯定了周孔老庄的作用，认为“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适于治世；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更适于治心、明道。
三教合一理论的形成，固然有三教中人相互排挤、争论、学习、包容、吸收乃至交融贯通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封建帝王出于政权稳定或个人推崇的需要，大力倡导三教合一的必然结果。如历史上有名的佞佛皇帝梁武帝萧衍，不仅佞佛，亦复崇道，在其《述三教诗》中说他自己“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最后达到“至理归无生”，典型的三教共尊。而在封建年代的最鼎盛时期的大唐，奉行的也是崇道、尊儒、不抑佛的宗教政策。唐玄宗注《孝经》、《心经》、《道德经》，极力主张三教圆融。宋孝宗更是从理论上主张“三教合一”，其《原道论》认为三教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他主张“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
由此可见，三教合流无论在朝在野、教内教外，都已成为主流趋势。但是在三教之中，道教虽然积极响应三教一家，却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如唐代时就产生了吸收儒道思想的佛教禅学，宋代时也诞生了吸收佛道思想的儒教道学（即理学），但贯通三教的新道教却尚未形成。直到宋元之际，全真教祖王重阳在山东半岛创立全真道教，“以道德性命之学创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才正式完成了寓儒、禅于道的历史性任务。
全真道的创立，首先在三教合一的改革上有了新的突破，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不独尊一家，这是儒、释二教改革所不敢言及的。重阳祖师《金关玉锁诀》说到“行人各认祖宗科牌，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三教者，是随意演化众生，皆不离于道也”。又言“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宣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重阳全真集》卷一、卷十），倡导三教一家、三教平等。如《终南山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云“真人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静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云：“今观终南山重阳祖师，始於业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诘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据”；再如《甘水仙源录》云：“金大定中，王嘉（即王重阳）聚徒在宁海州，立三教平等会，以《孝经》，《心经》，《老子》教人讽诵，而自名其教曰‘全真’”。
其次是在对过往道教的改革上，屛去妄幻，而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根本。那么重阳真人屛去的“妄幻”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战国、汉末以来道教风行的外丹、符箓之类，及诞欺怪迂之风。转而秉本执要，恢复黄老、老庄道家思想的本义，和内丹性命之学。众所周知，道教历来广受士大夫阶层推崇备至的是老庄之道、黄老之术，而广受诟病的则是斋醮祈福符箓之术，以及外丹黄白、长生不死的所谓神仙术。尤其是到了宋代，太宗、真宗、神宗、哲宗、徽宗各朝，宫中设醮，史不绝书，道教至此已然是流弊重重，乌烟障气，陷入了迷途与困境。因此，重阳真人创立全真教旨，就是要革除汉代以来传统道教的弊端，恢复先秦道家所倡导的清静、无为、自然、本真的老庄（或黄老）本义上来。对此，元代学者王恽评论说：“自汉以降，处士索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祭醮禳禁之科，皆属之道家，稽之于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遗其本，凌迟至于宣和（徽宗年号）极矣！弊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元代学者虞集也说：“汉代所谓道家之言，盖以黄老为宗，清静无为为本。其流弊，以长生不死为要，谓之金丹，金表不坏，丹言纯阳也。其后变为禁祝祈祷，章醮符录之类，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将亡，而道士家之说，诡幻益甚。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则求返其真而已，谓之全真。”此中的“豪杰之士”，指的就是王重阳祖师。
第二，所谓独全其真者，内功外行、功行双全之谓也。
既然全真为“道德性命之学”，道德之学便落实在“行”上，性命之学便体现在“功”上。内功外行，其实是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升级扩大版，内圣改为内功，外王改为外行，使得这一政治性极强的思想，成为普罗大众人人可修、人人可行的修炼途径和目标。
“全真”一词，其实最早来源于倡导“贵己”、“为我”的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杨朱的思想。杨朱又称阳子居，战国初期魏国人，姓杨（或阳），名朱，字子居，又叫做阳子、阳生、杨子或杨生，老子弟子，道家先驱之一，杨朱学派的创始人。《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生贵己。”杨朱发展了老子“身重物轻，无为而治”、“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等贵身重生思想，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氾论训》），必须“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从而“乐生”，以“存我为贵”。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所累，从而达到“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形成了“贵己”、“为我”、“乐生”、“重生”等学术主张，成为中国最早主张个人本位思想的大宗师。杨朱的著作虽然没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但他的思想学说却依托于《庄子》，《列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诸子古籍而得以流传下来。所谓“全性保真”，全性，即保全天性，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言：“全性保真，不亏其身”，也就是杨朱所倡导的“全生”，《吕氏春秋·孟春纪·重己》）“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保真，就是保全纯真的本性、天性。这是“全真”一词的本意。
而性命与神仙正式扯上联系，则见于《汉书·艺文志》中对神仙的词条定义，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我觉得这是对神仙一词的最好定义。道家中之所谓神仙，并非世俗人认识中的长生不死的神仙。道家所谓神仙，实际是以“保性命之真”为根本，以游乎天地之外，同乎死生之域为大用。故又称神仙为真人。这个定义的直接贡献者，应该就是庄子了！
庄子是最早提出真人这个概念的人。《庄子·大宗师》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应为忘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这段描述，是针对真人的自我修炼而言的，是出世的境界，是内圣的功夫。他笔下的真人，虽然地位和能力不及至人、神人、圣人，不能象至人、神人、圣人那样不死不生，能在凝神之间使得万物不生病、五谷稔熟。但真人能做到荡意平心、心无怵惕，而视生死如一、喜怒通于四时，已经是得道的、掌握了真理的人。
《庄子·大宗师》又说“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这段描述，是针对真人的接世应物而言的，是入世的作为，是外王的功夫。他笔下的真人，不像至人、神人、圣人那样生活在神圣的世界里，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依旧生活在凡俗的人世间，以出世之胸怀，行入世之事业，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承担和执行着人世间的诸多责任。那么真人与世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那就是对待“天”与“人”的态度。“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不用心智去做损害大道的事，也不用人为的因素去帮助自然，而是牢牢把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不相胜”的原则，这就是真人。
从庄子对真人的描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后世全真教“内功外行、功行两全”的影子。那么，何为功？何为行呢？
首先，所谓功，指的是真功，亦即道教内丹修炼的丹功，属于出世修炼的功夫。
何为真功？《晋真人语录》中云：“若要真功者，须是澄心定意，打造精神，无动无作，真清真净：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乃真功也。”这个真功就是要以“性命双修”、“识心见性”为内炼要旨，不可偏废。那么何为性？何为命？性与命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如何才能性命双修？这些问题若不能剖析清楚，“全真而仙”、“内炼成仙”便是痴人说梦。
所谓性命，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第十一论“混性命”中已明确提及，说“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性若见命，如禽得风，飘飘轻举，省力易成。……性命是修行之根本，谨紧锻炼矣！”是说性即是神，命即是气。
《性命圭旨》说：“何谓之性？元始真如，一灵炯炯是也。何为之命？先天至精，一气氤氲是也。”又说：“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这就是说，性即是心，命即是身。
道教的性命观也可以说是形神观或神气观，很多人一看到丹经脑袋就大，隐语术语一大堆，搞不懂性命、神气、龙虎、坎离、铅汞、心肾都是些什么名堂，全真龙门派第十一代祖师千峰老人赵避尘曾说：“皆因不悟群书简易之当选，就是神气而已。神气即性命，性命即心肾，心肾即铅汞，铅汞即龙虎，龙虎即坎离，坎离即鼎炉，诸般名词，千名万喻，不出性命二字。” 《太乙金华宗旨》说“坎离即阴阳，阴阳即性命，性命即身心，身心即神炁”。又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性命即是心身，心身即是神气。内丹修炼中所谓的神炁相抱、性命双修、坎离相交、抽坎填离，说起来奥妙无比，究其实不过是心息相依而已。心之依息，以神而驭气也；气之依心，以气而摄神也。神为性，气为命。神气浑融，性命合一之宗也。
仙学大师陈撄宁高度概括古代祖师关于性命的言论，指出“性即是吾人之灵觉，命即是吾人之生机。”其对性命的描述可谓既深刻，又精准、又生动。
此外，全真经典《中和集》、《性命圭旨》、《天仙金丹心法》、《天仙正理直论》、《金仙证论》等都有关于“性命双修”的论述，使我们可以一窥“性命”之究竟。统而言之，性指人的心性、思维、性情、精神等心理层面的生命，命指人的身体、生命、能量、物质等生理层面的生命。通俗的讲，性命双修也就是指“神形兼备”、心理和生理全面健康。陈撄宁大师说：人的生命实际上是两个生命即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的双重融合，人们通常说要身心健康，亏其一即残缺不全。所以性命二字高度概括了人生的两大要素。
因为性命即是神气，所以在全真教中，更多的人将全精、全气、全神视为全真，以李道纯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在《中和集》中说：“全真道人，当行全真之道。所谓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气、全神方谓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点污，使不真也。全精可以得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则无欲，故精全也。全气可以养心，欲全养气，先要心清静，心清静则无念，故气全也。全神可以通虚，欲全其神，先要意诚，意诚则身心合而返虚也。”无论是性命双修，还是精气神三全，只是名相不同、说法不同，其理并无二致。
至于性与命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想象的到，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灵”与“肉”的结合。性就是精神生命，即人的灵魂所在；命就是生理生命，即人的活力所在。性会影响到命，命也会影响到性，人的生命实际上是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吕祖敲爻歌》中就特别指出“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万劫阴灵难入圣。达命宗，迷祖性，恰似鉴容无宝镜。寿同天地一愚夫，权物家财无主柄。性命双修玄又玄，海底洪波驾法船。”就是告诉世人，只修性不修命，只能出阴神，难以超凡入圣修成神仙；只修命不修性，就算寿同天地，也不过是一介愚夫，如同万贯家财却没有主人翁。主人翁者，元神也、阳神也。吕祖要告诉世人的，其实就是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同样重要，不但要追求强壮体魄、健康长寿，也要追求健全的心理和精神，使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两个方面都得到活泼的发展，这才能有真正的幸福人生。
《性命圭旨》的说法是：“神不离气，气不离神”、“性不离命，命不离性”、“性命不二，谓之双修”、“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而性命之理，又浑然合一者哉”、“命系乎气，性系乎神，潜神于心，聚气于身，道在其中矣”、“道者，神之主，神者，气之主；气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无生则形住，形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神住则性珠明矣，命实凝矣，元神灵矣，胎仙成矣，性命双修之道毕矣”。将道、神、气、形、生五者之间的递进关系，以及如何性命双修、见性了命的原理、方法、步骤说的清清楚楚。
陈致虚指出：“盖道之精微，莫如性命。性命之修炼，莫如归一”，提倡注重“性”与“命”的统一。李道纯更是把处理性与命的关系视为内丹修炼的关键，说：“炼丹之要，只是性命两字，离了性命便是旁门。各执一边谓之偏枯，”又说“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其名虽二，其理一也。”这很容易理解，身体若不在了，精神何所依存？精神若丧失了，实为行尸走肉。而全真修炼的目的，就是追求性命圆融，达到性即是命，命即是性，性命合一永不分离。
所以，所谓的内丹修炼，不外乎性、命二字，其核心就是性命双修，其方法是以身体为炉鼎，以精气神为药物，以意念呼吸为火候，在体内使精、气、神不散而结成“圣胎”。所谓圣胎，即是内丹、元神。这实际上就是对性与命的修炼。修炼性命而致神仙，这是古修仙之人最为重要的共识。
但是，学仙之人需要注意的是，性命与神气精都有真假之分、先后天之别，性命双修、神气锻炼都要用先天真性命或先天真神气精。何为先天真性命？《性命圭旨》曰：“性有气质之性，有天赋之性；命有分定之命，有形气之命。……人性之善也，此言天命之性。性相近也，此言气质之性。天命之性，论其本源；气质之性，论其禀受。天命之性无不善，气质之性有不善。……君子修天赋之性，克气质之性；修形气之命，付分定之命。分言之，则二；合言之，则一”。所以先天真性指的是天赋之性，这个性是尽善尽美的；后天之性指的是气质之性，这个性则有善有恶。先天真命指的是形气之命，而非命运之命。性命双修，修的是天赋之性、形气之命。
何为先天真神气精？元神、元气、元精也。元神，即元性或真性，亦即全真道性命双修识心见性的性，伍守阳在《仙佛合宗语录》里描述“性为人心虚灵至静，尘念倶无之时”，指人一念未生时，未被意识、情绪活动所扰乱波动的清静心体。元气，指禀受于先天的元阳真气，一般写作“炁”，特指先天之气。元气静则为气，动则为元精，故元气、元精实为一物。元精，顺则成为后天浊精，生人；逆则化为元气，成仙。后天神气精则指的是思虑神、呼吸气、交感精。内丹修炼中，以先天精气神为本为体，后天精气神为用，“非先天不能生后天，非后天不能成先天”（《还真集》），通过对后天神气精的锻炼，达到以假修真、后天返先天之目的。在具体修炼中，把握火候尤为关键！因为在全真道看来，一阳来复、情欲初动之时，即为元精大药产生之际，此即是生身处。此如果淫念炽盛，元精化为浊精，就不能炼精化气，即使偶尔成丹也是幻丹，非纯阳之丹，反而成为心身致病的产物，害人又害己。
性命双修、全真而仙，一般认为是道教内丹命术与佛教禅宗的融合，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如元·赵道一在《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引北宋张伯端的话说：“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释氏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但其实早在先秦两汉时期，道家就有非常发达成熟的性功修炼的理论和方法，黄老养性之术在两汉时期曾风靡朝野。老子提出的“清静无为”的思想、“致虚极守静笃”、“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以及庄子提出的“心斋”、“坐忘”、“朝彻”、“见独”等，都是非常高超的性功修炼的法门和境界。看起来，禅宗倒更像是披了佛教外衣的庄子心性学。遗憾的是汉以后的道教各派系均以战国方仙道的神仙理论、阴阳学说和修炼方术为依托，重命而轻性，忽视了黄老、老庄以来的养性传统。所以，重阳祖师创立全真道，既可以说是道与禅的融合，更可以看作是对老庄道家思想的回归。
其次，所谓行，指的是真行。
何为“真行”？真行即全真道德性命之学里的“道德之学”，是修道者必须遵而行之的道德规范，属于行道济世的入世功夫。全真道全面继承了道教开宗阐教以来提倡的“行善立仙基”说，认为行善积德是修仙证道的基础，提倡内修真功，外积真行。老子《道德经》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说就是道教“行善立仙基”的思想根源。这种以德养生、以善求生的思想，成为道教自古以来从未动摇的共识。如《老子想尔注》说，欲求长生者，“百行当修，万善当著”；《抱朴子内篇 对俗》：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言：“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张伯端《悟真篇》也指出：“德行修愈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
全真格外重视“真行”的作用，不只是独善其身、隐居清修而已，更要积功累行、苦己利人、济世度人，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将出世修炼与入世修行有机的结合起来。教祖王重阳在《立教十五论·第十二论圣道》中明确指出：“入圣之道，须是苦志多年，积功累行。高明之士，贤达之流，方可入圣之道也”，强调要想“全真而仙”，必须功行两全，只在心性上用功而不注意其“真行”，是无法修仙证道的。王重阳在《玉花社疏》中引晋真人之言曰：“若要真行者，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善人入道修行。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若人修行养命，先须积行累功，有功无行道果难成，功行两全是谓真人。”
除了积功累行、济世利人以外，“真行”更多的体现为修道者的道德修养，通过这种修养，形成有别于世俗的道家人格。如全真盘山派创始人王志谨在《盘山语录》中诠释“全真”：“修行之人，乡中便了道也休住，酒肉食了飞升也休吃，眷属便是神仙也休恋，众人爱底休爱，人都非底莫非，自己浑是莫认，睡裹得道也休睡，不是好伴休合，无益之言莫说，遇事成时休喜，遇事坏时莫忧，胜如己者学之，不如己者教之，人亏己者福也，己亏人者祸也，言过行者虚也，行胜言者实也，有欲情者人事也，无尘心者仙道也，肯低下者高也，肯贫穷者富也，返常合道，顺理合人，正道宜行，邪门莫入，通道明德，体用圆成，是谓全真也”。又说：“把从来私情眷恋、图谋计较、前思后筹、坑人陷人底心一刀两段着，又把所著底酒色财气、是非人我、攀绿爱念、私心邪心、利心欲心，一一罢尽，外无所累，则身轻快，内无染著，则心轻快，内外轻快，久久纯熟，自无妄念，更时时刻刻护持照顾，慎言语、节饮食、省眠睡，表裹相助，尘垢净尽，一物不留，他时自然显露自己本命元神，受用自在，便是个元上道人也”；“修行之人，大忌说人长短是非、及人问兴废，一切世事非干己者，口不可论，心不可思，但说是非，便是昧了自己，若专鍊心，常搜己过，那得工夫，管他家屋底事，但凡为人，须有好处，宜相仿效他，人恶处，自当回避，更莫关心，渐到休歇也”。这就是从道家人格、道德修为方面诠释全真，将全真界定为清心寡欲、宠辱不惊、谦虚忍让、求实杜虚、亏己忍辱、泯灭是非、守正去邪、向善避恶等一系列道德操守。
全真祖师们在践行“真功”、“真行”、敢说真话、求真务实等方面也确确实实做到了言出身行。如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离凡世》里直言：“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
身如藕根，心似莲花，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今之人，欲求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这话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语！将道教信奉千余年的神仙不老、肉体长生、肉身成圣等所谓仙术直言道破，非大智慧、大魄力之大丈夫不敢为也！丘祖更是将以往道教的长生之术视为“区区小术”，说：“吾宗所以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此无上大道，非区区延年小术也。”《马丹阳真人直言》也说：“长要心定，行住坐卧皆是行道。诸公休起心动念，疾搜性命，但能澄心遣欲，便是神仙”，并言“别休认，休生疑，此是端真实语”。
再如谭处端真人修道，主张内丹，不崇符箓烧炼，以识心见性，去情绝欲，忍辱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故在诗词中说：“朝昏懒慢修香火，十二时中只礼心”，此为真功也；“常行矜悯提贫困，每施慈悲挚下殃”、“利他损己通真理，忍辱慈悲达妙幽”，此为真行也。据《金莲正宗记》记载：“曾过招提，就禅师处乞残食。禅师大怒，以拳殴之，击折两齿，先生和血咽入腹中。旁人欲为之争，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动心，由是名满京洛。”时马丹阳在关中闻而赞之曰：“一拳消尽平生业”。其忍辱含垢之功，实非常人堪比。
对于践行“真行”，丘祖曾言：“大抵修真慕道，须凭积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难以超凡入圣。或于教门用力，大起尘劳；或于心地下功，全抛世事。但克己存心于道，皆为致福之基。……功之未足，则道之不全”。《尹清和语录》记载丘处机真人的一段往事说：“尝记有人劝师父少施手段，必得当世信重。师父不果，至于再三劝者益甚，师父大笑日：俺五十年学得一个实字，未肯一时弃去”。丘祖未肯一时弃去的这个“实”字，也确实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元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五日，年逾古稀的丘处机受成吉思汗之召请，万里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到达成吉思汗的行宫。《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馆舍定，即入见。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诏而赴者，天也。’上悦，赐坐。食次，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设二帐于御幄之东以居焉。”《元史·丘处机传》中记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城，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丘祖以“实”侍君王，也博得了君王的尊重和信任，成吉思汗说：“‘神仙前后之语，悉和朕心。’命左右书之策，曰：‘朕当亲览，终当行之。’”丘祖一言止杀，慈及万民，正所谓“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堪为全真“真行”典范！
功行两全，全真而仙，其实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因为意识固然影响行为，而行为同样也可以影响意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心胸狭窄、阴险毒辣、见利忘义、骄横浮躁之人能有一颗清静的心灵；我们也同样很难相信一个心性淡泊、胸怀坦荡、乐善好施、慈悲谦让的人会做出大逆不道的恶行。功与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而不可，此是全真道“功行两全、全真而仙”的实质。
综上所述，以“屏去妄幻，独全其真”为创教口号的重阳祖师，所做的就是“顺应时势、融禅兼儒、正本清源、复归黄老”，而独创“道德性命之学”，完成了对传统道教的重大转型改革。经重阳祖师及其弟子们的不懈传扬，全真教受到了当时及后世朝野乃至士大夫阶层的高度评价和追捧，盛极一时。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全真教当时的鼎盛场面，但通过一些文史碑记的记载，尚可窥其盛况之一斑。丘祖高足尹志平在《北游录》中曾转引丘处机之语说：“长春师父常言：千年以来，教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然师父谦让，言之未尽。上自黄帝、老子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尹志平此语是否夸大其词呢？汉初黄老盛行，盛唐以道为国教，都比不上金元全真之盛吗？或曰自家誉美之言，不足为凭，那么看一看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记载吧。元人朱象先搜集整理的《古楼观紫云衍庆集·玉华观碑》中说：“近代全真教祖又出山阴，绍玄圣之真风，续无为之古教，道恢方外，教阐寰中，上而王公大人，下而黄童白叟，莫不钦崇其道而尊奉之。当是时也，山林城郭，宫观相望，什伯为居，甲乙授受，靡然不劝而自勉。道化之行，自三代而下，未有如是之盛也”。《古楼观紫云衍庆集·文仙谷纯阳洞演化菴记》中则记载：“近代全真教启，玄风大扇，东尽海，西迈蜀，南踰江汉北，北际大漠，莫不家奉人敬，从风而靡，自昔道化之行，未有如是翕然之盛也”。从文人的嘴中说出来，可见尹志平所言非虚。
全真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复归老庄之道、黄老之旨”，提倡“道德性命之学”、追求真朴、清静无为、慈俭不争等道家人格和道家思想，且身体力行，践行黄老、老庄之道。从当时文人的记载中，也能看出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的喜好，以及之所以器重全真、追捧全真、信奉全真的原因所在。如《古楼观紫云衍庆集·文仙谷纯阳洞演化菴记》中评论道：“然学者力于道，舍五千宝训，何以哉？故神仙宗道德以为本，道德托神仙而有传，违道德无以致神仙，希神仙必固全道德”。元人陈绎在其撰写的《增修集仙宫记》中评论道：“予闻全真之道，以真为宗，以朴为用，以无为为事，勤做俭食，士农工贾，因而器之。成功而不私焉，质而不俚，文而不华，灏灏乎三皇之风，非所谓大道者耶！”至于当时全真道人之修行状况，《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大元清和大宗师尹真人道行碑》中记载：“其（尹志平）辅翼教席，胜士珠联，琳馆道宫，所在星列，以至山林巖谷，十百为居，木食涧饮，怡然有巢许之风。虽丫童之樵汲者，亦皆进德业，谈道性，无妄语，教风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此时也”。元人辛愿在其撰写的《陕州灵虚观记》中高度评价全真，说：“今所谓全真氏，虽为晚出，大能备该黄帝、老聘之蕴，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渗无营为，则又类夫修混沌者。”简直就是视全真为三教诸子思想的继承者，对全真道极尽赞誉之情。在西汉以来形成的“儒道相绌”的状况下，文人士大夫阶层能对全真有如此高的评价，实属难得！
全真道之改革成功，不仅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赞誉，同时也极大的影响到正一符箓各教派。明初正一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作《道门十规》，申明道教源流乃出于太上授道德五千言于关令尹喜；以性命之学为入道之本，倡导功行全备，指出：“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惟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二者而何？虽科教之设，亦惟性命之学而已。若夫修己利人，济幽度显，非明性命脉根基，曷得功行全备？”其实质就是推广全真初期的教旨、遗风于道教诸派，将全真道初期践行的艰苦俭朴风气和清规戒律推广到道教各派，开启了“正一全真化”的进程。
时至今日，道教之发展似乎又遭遇到瓶颈期，于五大宗教中实力最弱、教众最少、人才凋敝。多数道观只知诵经礼忏，而神仙乏术、黄老不彰。甚至于教内亦有去黄老化、去道家化之倾向。道家思想乃道教立教之根本，道教主要教理教义思想均出自道家，且道家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独立于传统儒家社会之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道家人格，舍此何以为道？试问又如何去得？当今世界，经济发达、物质丰富、医疗技术突飞猛进，人们衣食无忧，身体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均远迈古代，但精神健康乃至于灵魂生命是否健全呢？充斥全球的自杀、杀人、暴恐、抑郁、精神人格分裂等精神类疾患爆发，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全真道注重“性命双修、功行两全”，也为当今社会人们的身心健康调理开出了一剂良方。
所谓“健康”，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的《辞海》中是这样定义的：“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劳动效能的状态。通常用人体测量、体格检查和各种生理指标来衡量。”这个定义是说无病即健康，纯属生理健康的范围，试问一个生理健全的疯子算不算健康呢？而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之初就提出对于健康的定义：“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1989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又对健康作了新的补充，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 ”，也就是新增加了“道德健康”的内容。而这些健康的指标，其实早在八百多年前的全真道就已经提出了。全真提倡“道德性命之学”，性命双修，功行两全，既兼顾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又重视道德修养和入世适应的能力。
所以，保守不等于落后，改革未必要创新。回归黄老，即是转化之道；重抬全真，亦是创新之举。今日重温全真初期改革成功之故事，能否对道教今后的发展有所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