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己任物，归本道德——读《庄子•山木》
张永祥
《山木》篇庄子提倡无己、无功、无名，山木以不材得以终其天年，而雁却以不材见杀，可见即使无用也未必能全生免患。所以庄子的弟子就发生疑问：材，不能免患；不材，仍不能免患；那么我们到底“将何处”呢？庄子却笑着答道：“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后文明确指出“材与不材之间”也“未免乎累”，真正的处世方法应该是“乘道德而浮游”，“与时俱化，而不肯专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全生免患的目的。这样，就超脱了“材”与“不材”的困惑。在庄子那里，根本不会考虑是成为“材”还是“不材”，因为“材”与“不材”，不过是大道的“形迹”而已。本文所推崇的游于“道德之乡”，和《逍遥游》中的无己、无功、无名，与自然化而为一是一个意思，也是和庄子处世哲学超然尘世之外的总特征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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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木》的字里行间，细心体味就可以感受到不论庄子嘴上怎样讲“逍遥游”，心里还是系着人世的。否则那一则则生动的寓言故事从何而来？不是对世情了如指掌，怎么能描摹出众生相？不是对生活留意热爱，又怎么能洞悉世情？假人之亡的寓言中，林回弃璧负子不正是对人间真情的肯定吗？你看那虚船触舟一节，特别是“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人情世态如在眼前。庄子过魏王一节，庄子穿着破衣烂鞋，却不亢不卑地进行“贫”、“惫”之辩，并直言：“此所谓非遭时也。”甚至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又借孔子之口道出“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这些难道不是对现实的抗议么？谁说庄子泯灭了是非观念？
《山木》篇讲虚己任物，无非是劝人抛弃矜伐自恃之心，虽然市南宜僚描述的道德之乡玄远难至，但正像禅宗说的行走坐卧皆是禅。庄子的道也是无所不在的，几则故事都是将“道”落到实处，具体地阐明主旨。去功名利禄之心，而不忘其自然真性，在鲁侯身上、孔子身上、庄周身上，乃至逆旅二妾身上，都是必要的。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人在这个纷纭复杂的社会里生活，所面临的是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利益，所享受的物质待遇。是材非为所用，非材而能得到重用。非材而据高位者，出有车食有鱼住豪宅，还能利用手中的权力钻制度的空子贪污受贿，为所欲为，干尽坏事。在干坏事的路上越走越远，显得很有才，很有能耐。非材之人掌握一定的权力，权力使自己私欲膨胀，胡作非为，一旦被查出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轻者身陷囹圄，重者判处死刑，最终非材亦不能全身。是材凭借自己的才干为国为民出力流汗，才能逐步为社会认可，担负一定责任，掌握一定权力。倘若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断加强自身德行修养，在官位上无我利他，公而忘私，惠施民众，造福社会，不但是材能够全身，还能受到民众拥戴。历代清官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材若此，就要受苦受难，清贫一生，劳累困顿，早死，或死于任所，身命不能保全，是材不能保全生命。
有一种人凭借自己的才能一步步干到高位，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就忘掉了初心，做官忘本，放松了德行修为，私欲占据主导地位，置民众利益不顾，把自己变成国蠹民贼，祸国殃民，最终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材与非材之间，并无天壤之别。即使芸芸众生，苟全性命，如遇到昏上乱相之间，就成为遍地哀鸿，战乱、饥饿、瘟疫，使他们身死蓬蒿之间，亦不能全命保身。
我们所处当今之世，社会稳定，物质生活丰富，小康社会，民生问题基本得到保证。可是社会问题随之而来，从各个方面张牙舞爪地袭击着我们。自杀、离婚、婚外情，下岗、亚健康、贪污受贿，抢劫盗窃、恐怖袭击、高科技犯罪，各种富贵病••••••人们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于是有人奉“难得糊涂”为座右铭，有人借鉴阿Q精神胜利法，有人用“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来开脱自己。有人信奉“中庸之道”，可一旦触着心事，仍觉忧心忡忡，难以排遣。像《山木》篇中庄周游雕陵的故事一样，人们也常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处于某条利益的链条上，因而危机四伏，惶悚不安。
究竟人们应该如何自处，才能减轻内心的焦虑不安，才能从从容容地立足于人世间，平平安安地走过这一生不长不短的几十年？《山木》篇正是讲如何处世免患的妙文，或许能给现代人一些启发。如何处世，庄子真正的处世方法应该是“乘道德而浮游”，虚己任物，归本道德。遵道贵德，循道而为，做人要有道德底线，心中要有信仰，循天理、养良心。人一旦心中有了信仰，就有了理想，有了奋斗目标，也就有了敬畏之心。敬畏天地自然，敬畏大道。人有了敬畏之心就有了道德底线的约束，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做事就有了规矩，就能慎独。当今社会的乱相根源主要是人没有信仰，人生没有奋斗目标，也就没有敬畏之心。什么事都敢干，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妄为，只要有机会能够化公为私，能够劫掠别人的财物归自己享用，就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贪污受贿，置国家民众利益不顾，恨不得天下财物归自己一人享用。这样的人心为形役，欲壑难填，最终成为财物的奴隶，沦为国蠹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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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所倡导的“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全生免患的目的。这样，就超脱了“材”与“不材”的困惑。庄子的处世哲学是“逍遥无待”，不受任何尘世约束而超然物外，游于“道德之乡”。“材”与“不材”都受外物所累，故不能全生保命。他们存在的价值都受制于人所用或不用之间，故而他们自己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世途之危险，“见得而忘其形，见利而忘其真，说透病根，是一篇扼要之语。蝉得美荫而螳螂已乘其后，螳螂执翳而异鹊又乘其后，祸机之辗转相生，皆物类之自相为感召也。现前指点，便使人动魄惊心。执弹而留，捐弹而走，前后均从异鹊生波，而以螳螂执翳一层夹在中间，与《国策》文引喻黄雀、螳螂，另是一样机杼，极错综离合之奇。尤妙在虞人谇逐，又转出一层，文心矫变不测，正如惊涛骇浪之中，忽逢峭石，叠嶂层峦之外，突起奇峰，真非常意境。通体筋节灵动，脱化无痕，亦有石栈天梯，架危凌虚之胜（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
《山木》篇中建德之国，即道德之乡，其要诀止在虚己。皆虚己，则日游于彼国彼乡。所谓虚己就是要人们心灵空明，不为外物所累。物物而不物于物，人若从物欲贪念中解脱，给心灵减负，就能虚己任物，建道德之国。社会是物质构成的，人在物质社会中生活，追求养形之物滋养形体，这是必须的，本无可厚非。但谋财也有道，君子谋财，取之有道。道与非道之间，仅差一念，就如天平衡物，取本分之财，道德、良心、天理的砝码就在正中，不偏不倚。取无名之财，不义之财，无道之财，天平的砝码就偏向贪欲。利欲熏心，心灵为贪欲充斥，就无名阴暗，待人待物就私字当头，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这样的贪妄之人就不能任物，其行为本末倒置，心中占满物欲。我们所说的心重，就是心中只想着怎样谋财，怎样攫取财物而永不满足。《山木》篇要旨是虚己任物，归本道德，不啻是一剂良药，清凉利欲驱人似火牛的贪欲之火，构建和谐社会，全生免患，过逍遥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