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自然本性，弃仁义枷锁——读《庄子·马蹄》
                                                                  张永祥
《马蹄》开篇即言马之本性：食草饮水，奔腾欢悦，活得悠然自得，颇具风骨。伯乐一来，从此汩没性灵。庄子用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动词，为我们刻画了一幅幅真实到近乎残酷的伯乐治马画面：“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荚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儿身上遍是伤痕，死者过半，受尽苦难与折磨的幸存者，也只能在鞭子下和车套中苟延残喘，度过丧失尊严的余生。而这一切，仅仅源自伯乐的一句“我善治马”！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何曾考虑过马儿的喜怒哀乐，更何曾考虑过其余生物与我们共存一隅，所被迫承受的境遇有多么不堪？
（图9）
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常以万物为我而生，万物为我所用自居。即使善于识马的伯乐也不能适马的天性，而是以“我善治马”使用暴力，以使马驯服而为我所用，以使马死之十二三，过半的代价，这是何等的酷烈！使马丧失自然的本性，在鞭子下、车套中苟延残喘。马为了展示天性，即使没有丰盛的水草，即使可能遭受虎狼的追逐，但没有一匹马的天性里会心甘情愿地写着“驯服”，它们都是野地里随意往来的灵魂，绝不会堕落到丢弃性命之实而去换取仁义之名的虚伪之境。庄子不是说情愿做污泥里自在翻滚的乌龟，也不愿登上庙堂受到膜拜吗？然而伯乐既存于世，良马便难逃被禁锢摧残的厄运。伯乐驯马，陶人制陶，工匠锯木，他们一气勾连，奉行万物因我善治而为我所用的原则，人对物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物有真性而无言可辩，万般委屈也只得在静默中顺应；人有真性、有头脑、有意志，却因为被人所治而和马、埴、木一样堕入命运的深渊。君不见“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多少仁人志士，丧于其间。无怪乎老子发感慨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庄对仁义的批判实是痛心于当世，并非无端之辞，空穴来风。
韩愈因感士不遇知音，觉天下真知马者寡，叹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糟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在这里伯乐识得的千里马，或没有识得，祗辱于奴隶人之手的常马，也只是为人所用，丧失马的本性，屈从于人的要求以供驱驰。丧失马的本性，驯服得越彻底，能量发挥得越大，主人越高兴，以千里马称之。所谓常马正常能量供主人驱使，人以常马称之。这些都是伯乐附加在马身上的要求，马不能自由自在地奔驰于山野之间，尽情释放个性，这是马的悲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马的个性得以张扬，这是马的快乐。徐悲鸿笔下的马，没有任何羁绊，马在草泽之间任意奔腾，气势雄浑，狂奔怒号，犹如排山倒海之势，乱石奔云，石破天惊，让人震撼，催人奋进。马的这种精神，正是人所需要的，韩愈《马说》只是为怀才不遇的士子叫屈，伯乐识得的千里马供人驱使，毫无个性，毫无蓬勃生气可言，何足道哉！
爱之弥深，责之愈切，庄子越是批判，越说明他并不曾放弃世界。在庄子的内心深处，还为这个自然本性已被破坏与异化的社会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即“至德之世”。在那里没有纷争，没有差别，不但人和人之间亲善友好，人和动物也是和睦相处。野兽们可以任人牵着四处闲逛，鸟巢里的小鸟也不惧怕人们爬上树来窥探。“彼民有常性”，此处的常性即“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常然状态下的人们不懂得要聚敛财物，贪求名声；也不懂得使用技巧来驯养动物。百姓无知而无欲，宛如生活在安详美好宁静自适的远古社会。庄子所期盼的“至德之世”，就是他心中构建的理想社会，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一切随顺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其它鸟兽虫鱼和谐相处。这样的常然状态各得其所，人和其他动物的自然天性自由发展，没有外物的强加，没有精神上的束缚，即仁义礼乐的说教。思想没有这样那样的规范约束，万物就能自由自在地生长。自适个性，天然无碍，云在青天水在瓶，这样的理想社会正是庄子逍遥思想的大展示。东晋末期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与庄子的“至德之世”如出一辙，再以后清代《镜花缘记》里的“君子国”，都是人们的理想社会。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人人自由平等，和谐相处，没有斗争，没有利益之争，适性生活，无拘无束。道德不是强力所制，理性说教就能有的，而是人性自然天性的表现。它不受外力、外物的作用而独立存在。
生存于乱世的知识分子，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多么期盼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啊！面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乱世，庄子眼见着人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统治者假仁义之名以妄为。陶渊明身处东晋末期南朝宋初的乱世，自己又回天无力，只能回过头去怀想那曾经和谐友善而又恬静安宁的原始社会。这种真诚的憧憬曾一再地被误解为软弱的逃避与空想，甚至是可怕的倒退。但我们必须承认，庄子以“自然”为唯一原则，超越世俗道德约束，甚至超越人类中心观念的思想，的确不可能赢得世间蝇营之士的赞同。大部分人已经如同那些伯乐鞭下的马，早早地驯服于“文明”的规范之下，他们正忙着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或为自己的落败懊丧不已，又怎会有空闲静下心来追寻失去的纯真？曾经充满野性的生命，如今只会匍匐于现实的槽厩，低头嗓饮物质世界的糟粕，自由的欢跃不知何时已被放逐于记忆的荒原，任由他们远去飘散，渐渐被遗忘淡泊。当自我的欲念膨胀到不可收拾，当人类举着科学文明的大纛妄图征服与掌控整个星球乃至于星球外的未知天地时，还有几颗纯净的心灵敢于只身踏上梦想的荆棘路，还有几个人敢脱离熙熙攘攘的主流，像庄子那样平静地坚守生命的本源？前方是急湍暴流，奔腾回荡着愈益激烈的倾轧与争斗；后方是回不去的惠风和畅，静穆醇和的美好只能在圣者与诗人的书中尚有一丝遗响。我们人类将何去何从？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野蛮人所以不是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阻止他们作恶的，不是智慧的发展，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感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庄子在《逍遥游》中曾写到一位冰清玉洁，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他身上的“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所以那些仁义礼乐，也只是尘世间的“尘垢秕糠”，他们的出现反而破坏与残损了原始的淳朴与真实。等到圣人出现，以仁义礼乐来匡正天下，安抚人心时，人民才学会了“踶跂好知，争归于利”。面对这样道德日废，性情渐离不可挽回的局面，庄子所呼唤的自然无为以及他对人性与自由的尊重，就显得益发难能可贵。那片“同域而居，民不轻去其乡里；忘机而狎，物以相感以和平”（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的乐土，本来就是我们精神的故园，无须苦苦寻觅或是徒然等待它的降临。岁月的清流荷载着所有的悲欢，丝毫不眷恋河岸旁的风光，它引领我们渐渐奔向不可知的远方。也许，只有在山重水复，历尽沧桑之后，我们心底“回家”的热望才会被点亮。庄子的言谈会是支撑那热望的一棵参天巨木，怀着明澈与了然的心境，守候在故园的大道上。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曲折坎坷，历经磨难的。人们在经历过无数无知所造成的巨大灾害，对人性、自然资源掠夺摧残之后，总会回过头检视自己走过的路，改弦更辙，终于“回家”，再次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宁可不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回复自然本性，抛弃仁义枷锁，重新收拾河山，保护大自然，恢复生态平衡，马脱缰回归自由天性，任意奔腾。人在仁义礼乐枷锁中解脱出来，恢复婴儿般的天性，去伪饰、复本性、少私欲、坦诚待人，和睦相处。大自然没有人为的破坏，各得其所，自由发展。人人都回家了，游子归来，真正的“至德之世”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