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各位道长，各位高道大德，各位嘉宾：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2008崂山论道暨首届玄门讲经活动，这将是我学习道学的大好机会。佛门讲经，玄门论道，这是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消除“欧洲中心论”，抵御“物质至上”、“科技迷信”等现代世界性疾病，共同建立适合人类未来发展需要的伦理观、世界观，促进世界和谐的需要。
    道家对中华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建立了以“道”为核心的一整套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的价值体系，并且成为中华文化的脊骨。这次的论道和讲经，将有各大宫观的高道就《道德经》一展多年学道、修道的收获和体验，无疑将对中国道教界的自身建设、对学界今后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里，我要感谢道教协会邀请我参加这一盛会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崂山论道和讲经活动圆满成功！
中华民族在两千五百年前出现了老子，接着又出现了孔子和孟子，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虽然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兵荒马乱，都有饥馑流离，但是循道以求“和”、求善、求真的思想始终支撑着无数中国人的心灵，在无形无声中抵消着不和、不善之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一统。当前，经济全球化挟裹着消费主义、贪欲膨胀等等违背人生、社会和自然规律的意识形态滚滚而来，侵蚀着人们的灵魂，腐蚀着人们本应亲切和谐的关系，扭曲了人本来纯朴善良的性格。照此下去，社会不得安宁，世界不得安宁。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近来惊骇全球的金融危机，究其实质，无不是悖“道”而行之的结果。在混乱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呈现出一片祥和安定，即使我们遇到了自然的灾害和人为的干扰，我们都能沉着应对，使挑衅失败，变难关为不难。这是偶然的吗？不，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优越、我们的领导力量坚强、我们的人民可爱；而贯穿于制度、领导和人民心理意识中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在飘忽不定、动荡不安的是世界风云中，中国要立于不败之地，要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我们独特的贡献，就必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就需要充分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和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对话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各个宗教的经典，强化宗教的戒律和仪轨，加强宗教与社会的结合。
道家的核心教义和信仰，集中含蕴在《道德经》这短短的五千文中。《道德经》言简意赅、博大精深，世人皆知。论道，讲经，首先就应该从这部伟大的元典开始。回顾历史，世界上不同文化源头的经典，几乎都是每当社会发生变革时都要出现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需求而重新进行阐释的浪潮。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对圣经的重新阐释几乎每隔三四十年就要进行一次。我国历代对中华文化元典的阐释一直在进行，但真正大范围的潮流，大约需要经过几百年才出现一次。现在当我们面对麦当劳式文化的挑战和逼迫的时候，站在今天的高度，以全球的视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来一次对《道德经》的认识和阐发，无疑已经紧迫地提到了所有出家人和在家的道学研究者的面前。对此，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否则就要落伍，就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概言之，时代需要道学道教，道学道教需要理论，理论需要创新，创新需要继承。我之所以说这次论道和讲经“对中国道教界的自身建设、对学界今后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认为，在当前以这次论道和讲经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标志，在道教和道学今后的发展壮大中，需要注意并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我不揣冒昧说出来，请各位高道、大德不吝赐教。
一， 学道与修道的关系
学道对于出家人的重要性，无需多说。但是，学道，亦即以钻研经典为中心的学习代替不了修道。《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明，非常名。”这是说，老君所发现并坚持的道，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我认为开宗明义先把“道不可道”说在开卷第一章，是有深义的，是一开始就告诫后人，要在实践中用心去体验，而不应该拘拘于语言和文字。按照中国古代哲人的观察认识，人类的语言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感情不是语概念就没有下过西方式的定义；颜渊在称颂老师的时候也只是用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类语句来作模糊的描述。佛家“捻花微笑”的故事，固然是为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确立依据，但却也符合语言的实际。这是中国古代圣哲绝顶聪明的地方。但是，多么深奥的道理总还是要用语言作为传递的媒介，因此《道德经》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垓），周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是说“道”这个词充其量只是“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怳兮忽兮”之“物”的别名，称之为“道”，也是不得已而名之。
因此我认为，我们学道，在钻研经典时，既不可人人斤斤于一字一音的考证，也不可只停留在文句的表面，而应该静思沉虑，体悟道之至大永恒，道之为一切的本源；同时还应该结合参与社会和谐的构建和社会各界人民意气风发的生活实际，体味道之无穷。《内观经》说：“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而“生”就在我们眼前、身边，无处不在。我高兴地看到，“生活道教”的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道内人士的赞同。我想，“生活道教”既符合党的宗教政策，也符合道教的教义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有利于道教中人士对教义的领悟。宗教的神圣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的纯洁性，而纯洁性又主要来源于出家人严守戒律，“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持戒，这也是修道必须的环节，归根结蒂，是让奉道者清静寡欲，能够“道心不二”，深入体验“道”的真谛。只有这样，受箓者才能成为信道众生的表率。毋庸讳言，现在全世界处处弥漫着浮躁，出家人清正宁静的表率作用太有意义了。要之，戒律既保证了道教的纯洁性，自然宗教所应有的神圣性也就自然而升。
二， 道与儒、佛的关系
    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在儒学突破了董仲舒及其末流的束缚、佛教在经历了六七百年对中土的适应过程中，道教同时走过了创立、发展、理论系统化的几个阶段，三家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了。三家曾经有过对立、冲撞，彼此的每一次挑战都诱导着对方认真思考、建树、进一步完善自身。兴盛于明代的三教合流论，不管其科学不科学，可行不可行，却是三教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反映。我曾经说过，中国三大宗教的相融共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文化包容大度的表现。正是因为三教自古相融共存，更增强了中华民族对异质文化包括外来宗教的包容能力，所以此后陆续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也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中国化，在中国生根，开花。现在，三教的教职人员和信徒彼此间融洽相处，正是大家在享受着自古以来无数先哲的遗泽。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直在思考，处在新时代、发展新阶段的儒、释、道，还有没有继续互相研究、彼此学习的必要？我的结论是还有这个必要，而且是非常必要。因为第一，大家都在进行重新阐释经典的工作，各有自己的体会，在这些收获中也是有异有同，彼此应该了解，相互学习。第二，各家经典中，本来就存在着前人吸取他家营养后的创造，如果我们只读本教经典而对外典不知不晓，就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得真谛。第三，相互比照，彼所云者的涵义或可帮助我们对本教教义获得新的理解。例如，无论是道家、佛家都讲宗教体验，讲开悟，也就是经过修为，用心去领悟那无形无声、不可言说的真谛。其实，儒家何尝不是如此？儒家讲言-行-思合一，而其最高级的境界也是不可言说的。云何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对这句话，其弟子和后人也只能仔细地慢慢地领会。所以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是孔子不关心性和天道，而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述，学生只能从老师的所行和所言中，从自己达到“告诸往而知来者”的过程中去开悟了。在这点上，三家是不是可以交流呢？又如，道家讲“气”，孟子则有“浩然之气”；邱处机高道主张“直下见性”，禅宗则讲“明心见性”，理学讲究一个“理”字，其实三家都是主张要寻觅自性的；儒家和道家都讲“和”，等等，这中间是否有宋儒所说的“理一分殊”的道理在？这“一”是什么？“殊”在何处？何以“殊”？如何分？都是只有在研究了他家学说和教义之后才能得出答案的。
基于以上的思考，所以我曾向各大宗教的领袖们建议，大家不要满足于各教之间的和睦相处，还应该进行宗教的“对话”。“对话”，意味着对对方了解、理解、尊重、学习，其间当然也会出现彼此辩难，而辩难正是交流深入的手段和表现。对话的结果不仅仅是自己视野的开阔，更重要的是携手并进，大家都像古代大德那样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道藏》中有不少儒家乃至墨、农、兵、医等家的经典，意即在此。古人没有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演变的自觉，因而三教的交流基本上是被动的；现在的我们就应该自觉地实现相互对话，加强交流。今年四月，我和澳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合作，在道教协会、佛教协会的支持下，在澳门大学举办了《儒释道对话暨论坛》，取得了初步试验的成功。我希望这类活动今后能继续下去。但是，这种向社会公开的对话还是有很大局限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对话日常化，生活化，使三方面人才多交教外知己，使交流和辩难成为各方必不可少的求学求道和生活内容。
三， 出家与在家的关系
近年来，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在家的道学学者多起来了，著述日丰；同时，在家居士也渐渐增多，其中不乏对道教经典有较高造诣者。这对道教今后的兴盛无疑是重要的辅助力量。如何加强出家、在家人的联系，对未来道教促进社会和谐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出家人与在家人的联系既要体现在对教理教义研究方面的默契分工合作，也要有合适的组织形式。先说前者。出家人和在家人对道教经典的研究是彼此不能替代的。如上所述，出家人有自己的信仰和宗教体验；在家人，特别是宗教学学者，自有其冷静、客观的心态和一套研究的“工具”。二者各有其长，应该紧密联系，互补互促。现在各大宫观和各地大学和研究院所中的宗教学者的关系都很良好，但双方主要是在各种研讨会上见面，也有些学者到宫观讲学，或高道到高校任教。前一种方式双方接触时间既少，后一种方式彼此接触面也不够大。建议大家继续探索新的方式和渠道，促进两支力量形成更大的合力。
道教要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更大贡献，除了发挥宫观的作用外，修道之人还应该走进社会；而在家人本来就在不同社群中生活。二者如何合作，帮助社会需要物质和精神帮助的人们，如何以道教教义使更多的人精神有所依归，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在经过一些调查研究后认为，无论佛、道，居士和居士林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居士林怎样管理，要不要发展，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上海佛教居士林由宗教局为主管单位，组织运行良好，是可以借鉴的经验。
中国道教要振兴，提高对道教经典和教义的研究水平，就需要走出国门，和各种宗教进行交流切磋。在这方面，出家人和在家人也是可以紧密合作配合的。应该承认，迄今我国本土宗教——道教和佛教，乃至儒学，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很小。我们应该发下宏愿，让道教和佛教真正成为世界显学，中国的出家人和在家人真正成为这一显学的主力，同时本着“自觉觉他”、“度己度人”的精神，成为世界和谐和安宁的有生力量。现在比较急迫的是努力培养出一批（而不是一个两个）精通一两种外语、在哲学、历史、文学等有关领域具有一定修养的国际型的出家人和在家学者。为此，我曾经做过一点点试验，先后在澳门和北京组织或单独进行儒-释-道以及儒-犹、儒-耶面对面的对话。这些对话虽然是初步的，还不够深入，但已经增强了我的中国宗教和儒学完全可以在新的时代以一个新的视角、新的高度与异质文化和宗教进行对话的信心。在山东省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明年九月我将在曲阜主持国际性的首届“尼山论坛”。希望这一论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逐步成为我国主办的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主要平台，也成为帮助我国学者和出家人成为国际型人才的一股力量。“尼山论坛”基本上两年举行一次，明年拟先进行儒-耶对话，可能以宗教与社会伦理为年度主题；以后还会开展儒-伊、佛-印、道-犹等等对话。每届我们都将尽量多邀请一些世界著名的学者和神职人员，他们将带来西方和中东、印度研究宗教和文化问题的最新思路和成果。希望在座各位对这个论坛给与大力支持，踊跃参加。
要培养一批国际型人才，只靠请进来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走出去。去年在西安和香港举行国际论坛，我看到不少外国求道者，身着道服，甚为虔诚。经了解，其中有些人经常到中国来，有些还曾经长期居住在中国。我想，我所说的“走出去”，也应该包括像人家那样到某个国家去住上几年这样的方式。
四， 道教和哲学的关系（图21）
任何宗教都有自己的哲学。丰富的道教经典中同样包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成果。《道德经》、《南华经》当然是道教哲学的源头，而历代高道居士也有很多人为丰富道家的哲学宝库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钻研经典不能不就其中的哲学，也就是形而上深入思考。所谓冥思静虑，也就包括了对经典中不可道不可名、玄之又玄的“道”作深刻的领悟。
中国的哲学，特别是道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出发点、旨趣和归宿的不同。古代贤哲所创立的哲学是从自然、人生、社会中经过体验/经验，通过关联性思维，把宇宙、社会、人身作为整体进行观察分析而总结出来的，不管是哪一代的哲人，其学说最终都要面对现实。西方哲学则是先验的，是从推论圣父圣子圣灵之有无以及三者的关系、从神的启示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开始的。基督教哲学与希腊哲学（同样与神有着极其密不可分的关系）结合，逐步完善，体系博大，分支迭出。但他们历代的哲学家总离不开基督教的影子。人神对立，天人对立，心身对立，现象和本质对立，好与坏对立，以致在家里夫妻对父子对立，等等。总之，一切事物都由对立物组成，施之于自然科学，即二分法，原以为分之又分，等到认识了部分也就认识了整体，亦即所谓还原论。但实践证明，只有二分法，缺了整体论，就还原不成。扩至人文社会，则也是一概以二元对立思考，于是一味竞争、斗争，乃至进行战争，再加上把自然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移到人类社会，于是种族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作为侵略他人的理论依据。天人的对立，造成二百多年来大自然的急速毁坏；人与人的对立，造成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分裂，心身的对立，促使多少人获得了物质，丢失了灵魂，抑郁症、分裂症患者越来越多。长此下去，人何以堪，社会何以堪，世界何以堪！救之之道，唯有东西方文化互相尊重、学习、吸收，经过若干时间的努力，形成一种新的哲学理念，贯彻于万事万物，恢复世界的整体，人与自然的整体，心与身的整体。显然在这方面道家大有可为。但是如果我们只限于历代经典的表层意思，而不能归纳提升到哲学层面，是难以服人的，也是经不起主客观世界的纷繁复杂考验的。西方有的学者以爱护心情说道，中国的哲学和科学、经济等领域一样，已经被殖民化，希望中国哲学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羁绊，从自己传统哲学中汲取营养，建成中国现代的哲学体系。我想，这番话是客观的，冷静的，严肃的，很值得我们参考。
五， 道家与其他科学
中国古代的种种学说，大多出于老君。史书上说诸子中的许多家出于史官，而老君就是位史官，他的学说实际上是历史的总结。因为“道”的思想揭示的是主客观的规律，所以先秦诸子几乎无不与之有着渊源或借鉴关系。《道藏》中收有许多其他家的典籍是有道理的。认识事物和道理的规律就是这样，仅仅在本系统内认识是不够的，常常需要环顾其周围，特别是与之有亲缘关系的领域。时之今日，由于受了近代西学的影响，学校和科研单位里学科越分越细，连我们的宗教也钻研的范围越来越窄，大概只有藏传佛教还保留着原来的传统，每位喇嘛除了佛典，还要学习医、数、天文、地理、艺术等等。回顾道教的历史，历代有多少高道不但精通道学，而且是高明的医学家、数术家、诗人。这个道理，只要我们温习一下《南华经》的《天下》篇，就能够不言自明。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希望各个宫观在普遍提高出家人素质的同时，要鼓励一些基础较好、悟性较强的道士，涉猎道家经典之外的学问。也许再过若干年，在我们广大的道众和居士中就会涌现出一批道义专精，又饱学其他学科的杰出人才。这同样是道教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世界的需要。
各位大师，各位道长，各位高道大德，各位嘉宾，
我是一个学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人。虽然也有近五十年的教龄，但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加上不知用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自己的本行都没有精通，今天在这里却信口谈论道教和道学，实为不自量力，班门弄斧。因此所言不当应属必然。但请相信，我是以一种热爱道教道学，崇敬道教道学的心情，以一种知无不言的态度在向大家请教，诚恳地希望听到高道大德的批评指教，以帮助我今后继续学习道家经典和精神。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