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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己任物,归本道德——读《庄子•山木》

 虚己任物,归本道德——读《庄子•山木》
张永祥
《山木》篇庄子提倡无己、无功、无名,山木以不材得以终其天年,而雁却以不材见杀,可见即使无用也未必能全生免患。所以庄子的弟子就发生疑问:材,不能免患;不材,仍不能免患;那么我们到底“将何处”呢?庄子却笑着答道:“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后文明确指出“材与不材之间”也“未免乎累”,真正的处世方法应该是“乘道德而浮游”,“与时俱化,而不肯专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全生免患的目的。这样,就超脱了“材”与“不材”的困惑。在庄子那里,根本不会考虑是成为“材”还是“不材”,因为“材”与“不材”,不过是大道的“形迹”而已。本文所推崇的游于“道德之乡”,和《逍遥游》中的无己、无功、无名,与自然化而为一是一个意思,也是和庄子处世哲学超然尘世之外的总特征相一致。
(图11)
《山木》的字里行间,细心体味就可以感受到不论庄子嘴上怎样讲“逍遥游”,心里还是系着人世的。否则那一则则生动的寓言故事从何而来?不是对世情了如指掌,怎么能描摹出众生相?不是对生活留意热爱,又怎么能洞悉世情?假人之亡的寓言中,林回弃璧负子不正是对人间真情的肯定吗?你看那虚船触舟一节,特别是“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人情世态如在眼前。庄子过魏王一节,庄子穿着破衣烂鞋,却不亢不卑地进行“贫”、“惫”之辩,并直言:“此所谓非遭时也。”甚至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又借孔子之口道出“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这些难道不是对现实的抗议么?谁说庄子泯灭了是非观念?
《山木》篇讲虚己任物,无非是劝人抛弃矜伐自恃之心,虽然市南宜僚描述的道德之乡玄远难至,但正像禅宗说的行走坐卧皆是禅。庄子的道也是无所不在的,几则故事都是将“道”落到实处,具体地阐明主旨。去功名利禄之心,而不忘其自然真性,在鲁侯身上、孔子身上、庄周身上,乃至逆旅二妾身上,都是必要的。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人在这个纷纭复杂的社会里生活,所面临的是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利益,所享受的物质待遇。是材非为所用,非材而能得到重用。非材而据高位者,出有车食有鱼住豪宅,还能利用手中的权力钻制度的空子贪污受贿,为所欲为,干尽坏事。在干坏事的路上越走越远,显得很有才,很有能耐。非材之人掌握一定的权力,权力使自己私欲膨胀,胡作非为,一旦被查出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轻者身陷囹圄,重者判处死刑,最终非材亦不能全身。是材凭借自己的才干为国为民出力流汗,才能逐步为社会认可,担负一定责任,掌握一定权力。倘若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断加强自身德行修养,在官位上无我利他,公而忘私,惠施民众,造福社会,不但是材能够全身,还能受到民众拥戴。历代清官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材若此,就要受苦受难,清贫一生,劳累困顿,早死,或死于任所,身命不能保全,是材不能保全生命。
有一种人凭借自己的才能一步步干到高位,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就忘掉了初心,做官忘本,放松了德行修为,私欲占据主导地位,置民众利益不顾,把自己变成国蠹民贼,祸国殃民,最终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材与非材之间,并无天壤之别。即使芸芸众生,苟全性命,如遇到昏上乱相之间,就成为遍地哀鸿,战乱、饥饿、瘟疫,使他们身死蓬蒿之间,亦不能全命保身。
我们所处当今之世,社会稳定,物质生活丰富,小康社会,民生问题基本得到保证。可是社会问题随之而来,从各个方面张牙舞爪地袭击着我们。自杀、离婚、婚外情,下岗、亚健康、贪污受贿,抢劫盗窃、恐怖袭击、高科技犯罪,各种富贵病••••••人们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于是有人奉“难得糊涂”为座右铭,有人借鉴阿Q精神胜利法,有人用“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来开脱自己。有人信奉“中庸之道”,可一旦触着心事,仍觉忧心忡忡,难以排遣。像《山木》篇中庄周游雕陵的故事一样,人们也常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处于某条利益的链条上,因而危机四伏,惶悚不安。
究竟人们应该如何自处,才能减轻内心的焦虑不安,才能从从容容地立足于人世间,平平安安地走过这一生不长不短的几十年?《山木》篇正是讲如何处世免患的妙文,或许能给现代人一些启发。如何处世,庄子真正的处世方法应该是“乘道德而浮游”,虚己任物,归本道德。遵道贵德,循道而为,做人要有道德底线,心中要有信仰,循天理、养良心。人一旦心中有了信仰,就有了理想,有了奋斗目标,也就有了敬畏之心。敬畏天地自然,敬畏大道。人有了敬畏之心就有了道德底线的约束,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做事就有了规矩,就能慎独。当今社会的乱相根源主要是人没有信仰,人生没有奋斗目标,也就没有敬畏之心。什么事都敢干,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妄为,只要有机会能够化公为私,能够劫掠别人的财物归自己享用,就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贪污受贿,置国家民众利益不顾,恨不得天下财物归自己一人享用。这样的人心为形役,欲壑难填,最终成为财物的奴隶,沦为国蠹民贼。
(图12)
庄子所倡导的“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全生免患的目的。这样,就超脱了“材”与“不材”的困惑。庄子的处世哲学是“逍遥无待”,不受任何尘世约束而超然物外,游于“道德之乡”。“材”与“不材”都受外物所累,故不能全生保命。他们存在的价值都受制于人所用或不用之间,故而他们自己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世途之危险,“见得而忘其形,见利而忘其真,说透病根,是一篇扼要之语。蝉得美荫而螳螂已乘其后,螳螂执翳而异鹊又乘其后,祸机之辗转相生,皆物类之自相为感召也。现前指点,便使人动魄惊心。执弹而留,捐弹而走,前后均从异鹊生波,而以螳螂执翳一层夹在中间,与《国策》文引喻黄雀、螳螂,另是一样机杼,极错综离合之奇。尤妙在虞人谇逐,又转出一层,文心矫变不测,正如惊涛骇浪之中,忽逢峭石,叠嶂层峦之外,突起奇峰,真非常意境。通体筋节灵动,脱化无痕,亦有石栈天梯,架危凌虚之胜(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
《山木》篇中建德之国,即道德之乡,其要诀止在虚己。皆虚己,则日游于彼国彼乡。所谓虚己就是要人们心灵空明,不为外物所累。物物而不物于物,人若从物欲贪念中解脱,给心灵减负,就能虚己任物,建道德之国。社会是物质构成的,人在物质社会中生活,追求养形之物滋养形体,这是必须的,本无可厚非。但谋财也有道,君子谋财,取之有道。道与非道之间,仅差一念,就如天平衡物,取本分之财,道德、良心、天理的砝码就在正中,不偏不倚。取无名之财,不义之财,无道之财,天平的砝码就偏向贪欲。利欲熏心,心灵为贪欲充斥,就无名阴暗,待人待物就私字当头,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这样的贪妄之人就不能任物,其行为本末倒置,心中占满物欲。我们所说的心重,就是心中只想着怎样谋财,怎样攫取财物而永不满足。《山木》篇要旨是虚己任物,归本道德,不啻是一剂良药,清凉利欲驱人似火牛的贪欲之火,构建和谐社会,全生免患,过逍遥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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